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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宝桢治水



提到丁宝桢(1820—1886)的名字,许多人都不陌生,这位晚清大臣“前门接旨,后门斩首”,以大智大勇斩杀了御前大太监安德海,发明了“宫保鸡丁”这道舌尖上的美味佳肴。而对他治理水患、兴修水利等事迹却鲜为人知。

丁宝桢并非水利专家出身,但他为官心系百姓民生,十分关注防洪、灌溉、水运等治水要事,两治黄河水患、完成都江堰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修复、开通四川至贵州、云南数百公里的盐运航道。在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期间上奏的400余折奏章中,关于治水相关的竟多达65折。

山东黄患堪称“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1871年,黄河在郓城县侯家林决口,多个州县被淹。新任河道总督乔松年以“费用浩繁”为由极力推脱。而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素以治黄为“政事第一要务”,顾不上有越俎代庖之嫌,决意抱病销假,亲自督修。这年正月初二,他就带病赶赴工地,深入勘测,拟定方案,日夜与工人夫役同甘共苦,民众也备受鼓舞,争先恐后抢救决口。两个月之内,不仅成功堵住决口,还增筑堤坝一百多里,受到同治帝嘉奖,称其“勇于任事、督率有力”“艰巨独任、功成迅速”。

1873年夏,黄河石庄户决口,丁宝桢决定在严冬时节河水干涸时堵塞。他因请假回乡修葺被盗损的祖墓,将堵塞重任委托给同僚。但直到次年10月,丁宝桢回任销假,才得知工程尚未动工。看到眼前一片汪洋、民不聊生,他十分痛心,一边尽力抚恤灾民,一边立即着手组织督修,并于1875年春完成工程合龙。同月,丁宝桢又奏请“再就北面滩地接筑长堤”,历时5个月,在石庄户下游筑起了250里的障东堤,保障了近百年来此地黄河不再决口。

1876年,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又开启了十年治蜀的进程。其时,都江堰年久失修,水患日甚,且每年都因为春灌无水,导致农民连年到官府上访。于是,丁宝桢上任第二年便开始了组织大修都江堰的工程。丁宝桢将都江堰分水鱼嘴等重点堤堰部位全部改用条石修砌,意在修建成永久性的防洪堤,以免“岁修累甚”。然而,工程刚竣工,岷江就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大洪水并历时一月之久。尽管整体上新整修的都江堰工程质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部分工程仍被毁坏。当时恰值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争斗,守旧派借机要求调查身为洋务派中坚的丁宝桢。调查表明,不仅工程符合技术规范,也没有查出贪腐问题。但清廷仍以“堰功败于垂成,复蹈明之覆辙”为由,将丁宝桢降级,仍保留总督之职。丁宝桢并未怨天尤人,反而自备经费,再次兴工修治,到1880年终于功成,灌溉面积由原来的一万亩扩大到十几万亩,结束了都江堰百年不治的历史。

丁宝桢之所以能在兴水利治水害方面如此成绩卓著,跟他善于对治水的领导和管理是分不开的。他在治水过程中不唯上、不唯古,实事求是,科学治水。在工程施工中,他不仅成立了指挥部门,还专门设立了类似现代的会计、统计、审计、监察等机构。他还十分重视工程管理和经费使用,制定了比较完备的灾民参与修堰和经费核算管理制度。丁宝桢把治理水害、兴修水利的每笔工程账目都算的明明白白,分毫不贪。如1875年丁宝桢督监修筑黄河障东堤结束后,拉出了“菏泽贾庄大工合龙收支各款清单”,尾数精确到“六钱九分八厘”,余款精确到“四十五两三钱二厘”,并亲自撰文书写障东堤碑,此碑至今仍屹立在菏泽李村镇黄河岸边,在碑文中用近一半的篇幅记录工程账目,意在向朝廷、向百姓、向历史交一笔客观真实的明白账。

丁宝桢一生风清气正、廉洁奉公。抢修黄河贾庄口工程原计划用银98万两,丁宝桢厉行节俭,亲自督率,竣工时仅用了54万两,节资几近一半;朝廷奖励的4万两银,他如数拨给贵州修建道路桥梁;他常年扶危济困,平日俸金多数用来接济贫民,捐助教育;从政20余年后唯一的一次回乡,也不忘倡导办学,为乡村的私学题匾,为家乡的书院维修捐款。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身为朝廷重臣、封疆大吏,晚年竟要靠举债度日。病危时,他认为所欠债务已无力偿还,只能上奏朝廷:“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最后竟靠“僚属捐送赙金”才得以入土为安。丁宝桢逝世后本应叶落归根,归葬贵州,但老家荡然无存。丁宝桢任职山东按察使后,便携家眷和族人到山东。因此,丁宝桢病逝后,山东百姓联名请求将其灵柩运至济南安葬。光绪帝为之动容,同意“准葬山东”。四川、贵州、山东千万百姓更是无不“思之辄陨涕”。

丁宝桢的同僚,曾如此评价他,“其嚼然不欺,其毅然不挠,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可谓知人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