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丁宝桢（1820—1886）的名字，许多人都不陌生，这位晚清大臣“前门接旨，后门斩首”，以大智大勇斩杀了御前大太监安德海，发明了“宫保鸡丁”这道舌尖上的美味佳肴。而对他治理水患、兴修水利等事迹却鲜为人知。
丁宝桢并非水利专家出身，但他为官心系百姓民生，十分关注防洪、灌溉、水运等治水要事，两治黄河水患、完成都江堰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修复、开通四川至贵州、云南数百公里的盐运航道。在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期间上奏的400余折奏章中，关于治水相关的竟多达65折。
山东黄患堪称“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1871年，黄河在郓城县侯家林决口，多个州县被淹。新任河道总督乔松年以“费用浩繁”为由极力推脱。而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素以治黄为“政事第一要务”，顾不上有越俎代庖之嫌，决意抱病销假，亲自督修。这年正月初二，他就带病赶赴工地，深入勘测，拟定方案，日夜与工人夫役同甘共苦，民众也备受鼓舞，争先恐后抢救决口。两个月之内，不仅成功堵住决口，还增筑堤坝一百多里，受到同治帝嘉奖，称其“勇于任事、督率有力”“艰巨独任、功成迅速”。
1873年夏，黄河石庄户决口，丁宝桢决定在严冬时节河水干涸时堵塞。他因请假回乡修葺被盗损的祖墓，将堵塞重任委托给同僚。但直到次年10月，丁宝桢回任销假，才得知工程尚未动工。看到眼前一片汪洋、民不聊生，他十分痛心，一边尽力抚恤灾民，一边立即着手组织督修，并于1875年春完成工程合龙。同月，丁宝桢又奏请“再就北面滩地接筑长堤”，历时5个月，在石庄户下游筑起了250里的障东堤，保障了近百年来此地黄河不再决口。
1876年，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又开启了十年治蜀的进程。其时，都江堰年久失修，水患日甚，且每年都因为春灌无水，导致农民连年到官府上访。于是，丁宝桢上任第二年便开始了组织大修都江堰的工程。丁宝桢将都江堰分水鱼嘴等重点堤堰部位全部改用条石修砌，意在修建成永久性的防洪堤，以免“岁修累甚”。然而，工程刚竣工，岷江就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大洪水并历时一月之久。尽管整体上新整修的都江堰工程质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部分工程仍被毁坏。当时恰值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争斗，守旧派借机要求调查身为洋务派中坚的丁宝桢。调查表明，不仅工程符合技术规范，也没有查出贪腐问题。但清廷仍以“堰功败于垂成，复蹈明之覆辙”为由，将丁宝桢降级，仍保留总督之职。丁宝桢并未怨天尤人，反而自备经费，再次兴工修治，到1880年终于功成，灌溉面积由原来的一万亩扩大到十几万亩，结束了都江堰百年不治的历史。
丁宝桢之所以能在兴水利治水害方面如此成绩卓著，跟他善于对治水的领导和管理是分不开的。他在治水过程中不唯上、不唯古，实事求是，科学治水。在工程施工中，他不仅成立了指挥部门，还专门设立了类似现代的会计、统计、审计、监察等机构。他还十分重视工程管理和经费使用，制定了比较完备的灾民参与修堰和经费核算管理制度。丁宝桢把治理水害、兴修水利的每笔工程账目都算的明明白白，分毫不贪。如1875年丁宝桢督监修筑黄河障东堤结束后，拉出了“菏泽贾庄大工合龙收支各款清单”，尾数精确到“六钱九分八厘”，余款精确到“四十五两三钱二厘”，并亲自撰文书写障东堤碑，此碑至今仍屹立在菏泽李村镇黄河岸边，在碑文中用近一半的篇幅记录工程账目，意在向朝廷、向百姓、向历史交一笔客观真实的明白账。
丁宝桢一生风清气正、廉洁奉公。抢修黄河贾庄口工程原计划用银98万两，丁宝桢厉行节俭，亲自督率，竣工时仅用了54万两，节资几近一半；朝廷奖励的4万两银，他如数拨给贵州修建道路桥梁；他常年扶危济困，平日俸金多数用来接济贫民，捐助教育；从政20余年后唯一的一次回乡，也不忘倡导办学，为乡村的私学题匾，为家乡的书院维修捐款。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身为朝廷重臣、封疆大吏，晚年竟要靠举债度日。病危时，他认为所欠债务已无力偿还，只能上奏朝廷：“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最后竟靠“僚属捐送赙金”才得以入土为安。丁宝桢逝世后本应叶落归根，归葬贵州，但老家荡然无存。丁宝桢任职山东按察使后，便携家眷和族人到山东。因此，丁宝桢病逝后，山东百姓联名请求将其灵柩运至济南安葬。光绪帝为之动容，同意“准葬山东”。四川、贵州、山东千万百姓更是无不“思之辄陨涕”。
丁宝桢的同僚，曾如此评价他，“其嚼然不欺，其毅然不挠，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可谓知人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