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研“五字诀”
2003年2月25日，《浙江日报》头版新开了一个专栏：“之江新语”。首篇文章的题目是《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署名“哲欣”，这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笔名。
在这篇不到300字的短文里，习近平提出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五字诀”，即“深、实、细、准、效”。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调研工作中，一定要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努力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下工夫。
“深”
“深”，就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善于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朋友，到田间、厂矿、群众和社会各层面中去解决问题。
真实的情况、深层次的问题，往往被表象所掩盖，只有“扎”下去，才能“捞”上来。1930年，毛泽东写《寻乌调查》期间，曾问红四军宣传队：“你们在寻乌作了调查没有？”大家答：“调查了。”毛泽东继续问：“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哪一类最多？”有个别人说：“大概是做豆腐的最多吧！”毛泽东继续追问：“寻乌哪几家做豆腐做得最好？”这下，大家被彻底问住了。毛泽东在寻乌搞调查，把当地各类物产产量、价格，各行业人员数量、比例等，都弄得一清二楚。
2011年11月，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习近平提到毛泽东寻乌调查的事例，指出“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深入一线、掌握一手材料，也始终是习近平的工作作风。他在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时，到任3个月就走遍9个县，后来去了“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 的下党乡，成为第一个到那里的地委书记。他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实”
“实”，就是作风要实，做到轻车简从，简化公务接待，真正做到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
“但是，现在调查研究好像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在调查研究，我在忘我工作，我在接触群众。而这个‘功能’在一些人那里似乎渐渐变成了调查研究的主要功能，调查研究的本来目的倒变成次要的、甚至可有可无的了。”2013年9月，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批评这种现象，“如果没有记者、没有摄像机，那么在他们看来，这个活动还去不去就要考虑了，就要琢磨一下还有没有意义？没有留声留影，那不就等于没有去活动吗？显然，这其中有个导向问题。”
说到底，调查研究不是做秀，而是要把工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习近平调研就习惯不打招呼，直接下乡、下厂、入户。有一次，在乡镇调研时，当地领导上了几个“硬菜”，习近平直接说：“不行，不能搞这个，我就吃家常便饭。”
近日，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到了“四不两直”。啥是“四不两直”？就是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调研方法。
“细”
“细”，就是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入分析问题，掌握全面情况。
调查研究是一项细致的工作，要看得仔细、问出究竟，把事情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七下晋江，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下企业。有企业负责人回忆，来公司调研的领导很多，习近平是第一个提出要看化验室的。2002年10月，在长期调研和深入思考基础上，习近平在《福建日报》发表万字长文，深入阐述“晋江经验”，文中还写到了这家企业。
那么，怎么确保调研结果真实可信呢？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用好“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要求重视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少数人的意见、反对的意见。他指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能听到不同声音不是坏事，经过多次“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进行的思考、作出的决策才能符合实际。
“准”
“准”，就是不仅要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实际情况，更要善于分析矛盾、发现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性的东西。
有人说，调研要有“半杯水”心态。“半杯水”里装什么？装问题。相应地，用“另外半杯”装回“干货”，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曾在福州一起共事的同事说，习近平经常下基层，但不是没有想法地盲目下去，而是带着问题去调研。
对调研得来的大量材料和情况，该怎么研究分析？习近平强调“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曾赴丽水调研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他发现很多农民由于家庭贫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文化素质不高，收入也不高。习近平调研回来后，就和省里商量，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免费的中专教育。“扶贫”先“扶智”，从问题关键抓起。
“效”
“效”，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切实可行，制定的政策措施要有较强操作性，做到出实招，见实效。
习近平十分注重调研实效。在浙江任职期间，他多次到下姜村实地考察，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比如，老支书姜银祥提出“想请省里帮我们建沼气”。习近平当即肯定：“这个提议好！”几天后，省农村能源办公室便派专家入村进行指导。在种茶大户姜德明家开座谈会时，有人提出“缺人才”“缺技术”，习近平表态：“省里研究一下，给你们村派一个科技特派员来。”不久，浙江省中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进驻下姜村。
调查研究是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习近平指出，对经过充分研究、比较成熟的调研成果，要及时上升为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措施；对尚未研究透彻的调研成果，要更深入地听取意见，完善后再付诸实施；对已经形成举措、落实落地的，要及时跟踪评估，视情况调整优化。
“深、实、细、准、效”，5个字通俗易懂、十分好记，是做好调研工作的真本领、大学问。学习领悟习近平调查研究“五字诀”，方能更好地深入群众、掌握实情、发现问题、把握规律、找到良策。
（二）调研方法
关于调查研究，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困惑：主观上很认真，出了不少力，吃了不少苦，可就是调研不出什么名堂。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使用科学的调研方法。
习近平十分注重调研方法的运用，认为调研是“一项讲求方法的艺术”。曾在河北正定一起共事的同事回忆，习近平调研有个特点，就是方法很多，包括开座谈会、参观学习、走村串户等。比如问卷调查法，习近平在正定就用过很多次。
1984年10月，正定县印制了5600份民意调查表，除了向正定各乡各单位发放外，习近平还提议“到街上去”。他带着县委工作人员来到十字大街，摆上桌子和长条凳子，直接把调查表发到百姓手里。
知道咋回事后，乡亲们主动凑上来拉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习近平就请大家坐下来聊，当场征询意见、解答问题。调查表收上来后，县委和县政府组织专门班子进行分类归纳和综合分析。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正定县委初步制订出全县1985年工作计划和要抓紧办的10件大事。
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办公室的门通常是开着的，大家有啥事可以随时找他。群众的来信来访，习近平都认真对待、认真解决。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正定形成了这个好传统。直至今天，当地还经常搞现场接访。
除了倾听民意，习近平也注重听取专业人士意见。到福州工作后，习近平主持编制《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牵头成立了一个顾问团，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参加，请他们对福州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习近平还支持福州城市科学研究会开展工作，发挥其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中的决策咨询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总结提炼出许多实用的调研方法，如蹲点调研、解剖麻雀、走访调查等。对这些方法，习近平十分熟悉，而且经常使用。他强调，过去常用的“蹲点调研”、“解剖麻雀”的调研方式依然是管用的。
比如蹲点调研，重在扎扎实实“蹲”下去。2004年3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嘉兴“蹲点”。他以普通乘客身份坐公交体验“村村通”，到田间地头跟农民算收入账，到农村社区卫生室问看病方便不方便、贵不贵……4天时间，他的足迹遍及全市38个调研点，指导嘉兴制定了推进城乡六个一体化的规划和举措。
解剖麻雀，重在以小见大、由点带面。2019年4月15日，习近平一早从北京出发，乘飞机、转火车、换汽车，来到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他对乡亲们说：“换了三种交通工具到这里，就是想实地了解‘两不愁三保障’是不是真落地。”回到重庆市里，习近平表示：“看了这么一个村，我心里是有底的。”
伴随互联网蓬勃发展，网络成为社情民意的重要表达渠道，为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提供了可能。
比如，“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上意见征求活动，这在中央全会文件起草历史上是第一次；围绕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进行网络征求意见，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854.2万条。
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是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
从发放问卷、请教专家，到蹲点调研、解剖麻雀，习近平运用过的调研方法有很多。他指出，在调研方法上要多样化，一种方法不如几种方法好。关键要见实效，要解决一些突出问题、重点问题。
（三）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2019年10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他在文中指出，不能搞做指示多、虚心求教少的“钦差”式调研。
啥是“钦差”式调研？古代的钦差大臣口含天宪、手握特权，到地方鸣锣开道、威风八面。把“钦差”与调研联系起来，指的就是端着官架子、跟基层耍领导派头的调研怪象。比如，有的领导干部出去调研，把自己当“八府巡按”，去之前电话先行、要求这要求那，到了后颐指气使、吩咐这吩咐那，对该掌握的情况只是囫囵吞枣。
这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钦差”式调研，说到底是一种形式主义。
习近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的下基层调研走马观花，下去就是为了出镜头、露露脸，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群众说是“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隔座山”。有的明知报上来的是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也听之任之，甚至通过挖空心思造假来粉饰太平。
除了“钦差”式调研，类似的还有报喜不报忧的“盆景式”调研，浅尝辄止的“蜻蜓点水”式调研，调而不研、回避落实的“脱节式”调研，到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调研多、到情况复杂和矛盾突出的地方调研少的“嫌贫爱富”式调研等。这些华而不实的调研方式，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会让基层干部群众疲于应对，拉远干群关系。
习近平曾告诫，调查研究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上世纪90年代，他到福州任职不久，就倡导推动“四个万家”：“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习近平还提出4点具体要求，第一条就是“要深入扎实，不搞形式主义，要真心实意地深入群众，与群众交朋友，而不是为下基层而下基层”。
后来在浙江工作，习近平经常带头到各地下访。他要求下访工作要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接访完不是不了了之，而是都要给群众一一回应，不搞形式主义。习近平接访时，会当场明确接手信访问题的责任单位或部门，他从来不用“研究研究”“回头再看”等说辞敷衍应付。
做好调研的基础是真实。如果看到的全是精心准备的“亮点”、认真包装的“景点”，听到的都是“标准答案”，调研就会走形变味、脱离实际。
怎么防止“被调研”？习近平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说，调研中可以有“规定路线”，但还应有“自选动作”，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随机性调研，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有一次赴南平市光泽县调研，他临时决定去紧靠江西的乡镇看看，结果发现两省边界地区不通电视电话。习近平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尽快把有线电视和长途电话覆盖到靠近省边界的偏远地区。
还有一回，在福建省政府食堂就餐时，一位副省长半开玩笑地问：“这些肉有没有瘦肉精啊？”这引起了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习近平的注意，他说：“在我们的食堂里，如果大家还担心吃到瘦肉精，可见老百姓吃的还真是不放心啊！”当天中午，省政府食堂里就开起了讨论治理瘦肉精的现场会。之后，福建上下打了一场治理瘦肉精的歼灭战。
调研不能“腿动心不动”，“身”到更要“心”到。
上世纪80年代，在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时，习近平去屏南调研。当地老百姓端上一碗招待贵客的艾叶蛋给他：艾草熬出的汤汁，冲进打散的生鸡蛋里，再加些白糖搅拌。工作人员担心他喝不惯，连忙阻止。习近平摆摆手说：“要是不喝，老百姓就觉得你是官，你和老百姓就有距离了。”
习近平曾说，到边远地方去，同群众聚一聚，见见面，聊聊天，有什么不好？有些地方待上一天也可以，把情况摸透了，心中更有数。搞得深一些，比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走好几个点效果要好。关键是不要弄虚作假。他说，“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
（四）怎么选调研对象？
岭南四月，蒲桃花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考察调研。从湛江、茂名到广州，4天时间，他深入企业、港口、农村，开展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调研。
习近平这次广东考察的调研主题非常鲜明：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改革开放……他说：“广东是一个窗口。到广东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党的二十大以来都有哪些新进展新气象。”
确定选题是做好调研工作的基础。习近平曾用非常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调研选题的重要性：调研选题就像搞科研，选题选好了就向成功走出了一半，古时打仗之前都要到庙里烧个香，算一算，看看吉利不吉利，这是纯迷信的，但我们在调研之前也要算一算，评估一下题选得好不好，不能胡乱选。
曾与习近平在浙江一起共事的同事回忆，习近平几乎每次调研都有明确主题，如“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发展海洋经济”“机关效能建设”等。2003年上半年，他围绕经济建设专题，至少开展过11次调研，还率团赴上海、江苏进行为期5天的考察学习。
在习近平看来，调查研究“要围绕中心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决策，忙在点子上，谋在关键处”。
有了明确主题，接下来就要选择调研对象。习近平指出，下去调研，要去一些困难多的地方、问题多的地方，调研不是光看好的。他自己就经常“钻矛盾窝”。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第一次下访就选择了情况最复杂、矛盾最尖锐的浦江县。当时，浙江省委为他备选了多地，但习近平最终定了浦江。为啥？就是因为当时浦江信访量和人均信访件数最多。
在脱贫攻坚战中，习近平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直接到贫困户看真贫、扶真贫，听取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意见，不断完善扶贫思路和扶贫举措。
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怎么保证调研对象有足够广泛性和代表性，避免“盲人摸象”？
习近平曾引用《荀子》中“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的典故，提出要充分发挥各地各部门特别是综合调研部门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研究力量，充分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比如，在浙江工作时，他明确表示对政策研究部门的要求“更高一点”，不仅要求他们重视调查，更要求他们重视研究。
开座谈会，同样是进行广泛交流的有效方式。
2020年9月，习近平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农民工、快递员、乡村教师、餐馆店主、货车司机等都被请进会场。近日在广东考察时，习近平也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调研会，座谈代表有战略科学家、高级工程师、企业家、大国工匠、外企中国区负责人等。
习近平曾发表《调查研究要点面结合》一文，提出“既要抓点、搞好典型调查，也要注重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不能以点盖面，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他在文中提到，毛泽东同志很重视典型调查，是进行典型调查的行家里手，但是他也审慎地看到典型调查成果适用范围有限，告诫我们“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
这就需要从个体情况中找到一般规律，从而作出正确决策。
比如，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针对福建是林业大省而广大林农却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的状况，推动实施了林权制度改革。他抓住“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4个难题深入调研、反复论证，形成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林改文件。之后，2008年中央10号文件全面吸收了福建林改经验。
1999年，福建省南平市向农村选派科技特派员，探索创新农村工作机制，取得很好效果。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深入顺昌县、光泽县、延平区等地调研，对依靠科技力量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了系统总结，科技特派员制度开始在福建省全面推行。
这种辩证思维，是习近平调查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显著特征。他指出：“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