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大钊纪念馆：樟木书箱寄哀思
樟木书箱是李大钊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时买回来的，是李大钊促成国共合作的一个历史见证。书箱长51厘米，宽42厘米，高31厘米，是樟木的原色，箱子的四周有青铜的镶嵌，同时两侧又有提拉的扶手，便于托运。从1922年到1924年，李大钊代表党中央三赴上海、两下广州、五跨长江，为促成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曾回忆“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那个先生指的就是孙中山。宋庆龄也曾这样回忆说，孙中山非常尊敬和钦佩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中来。李大钊的革命主张和他的思想也是深受孙中山的信任，他们初步达成了共识。
1924年的1月20日到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可以看出孙中山对李大钊的重视程度，而李大钊又是共产党人中唯一一个主席团的成员。同时李大钊又担任预算委员会、宣言审查委员会等多个委员会的委员，是大会165名代表中任职最多的一位。当时因为参加国民党一大期间很多的文献资料积累日多，再加上李大钊有购书和藏书的爱好，所以大钊在广州也买了很多的重要的书籍，顺便在广州开会期间买了这个樟木书箱，因为樟木能防蛀虫，所以大钊就把重要的文献资料、书籍都放在里面。书箱运回北京以后，大钊也是非常珍爱，经常把自己收藏的重要的书籍文献放在里面。
大钊一生的藏书是非常多的，他曾在《狱中自述》中专门说了这样一段话：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李大钊于1889年10月29日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的大黑坨村，大钊的祖父李茹珍曾在东北一带经商，经营杂货铺挣了一部分钱，然后回家置办了地买了房子，给大钊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大钊家也算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李茹珍是一个知书达理、明志、博学、具有着先进思想、爱国思想的一位老人。
我们看到展厅里有一本李大钊九岁时抄写的《重译富国策》，这本书可以流入到我们乐亭，说明当时乐亭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一些新思想也冲击着乐亭人的眼界和发展。通过这本书，我们也可以确定大钊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救国救民的思想了，因为一个9岁的孩子看到这样一本书如获至宝，还利用课余时间抄下洋洋万言，说明他少年思想已经形成了。大钊牺牲以后，夫人赵纫兰就把这对樟木书箱带回了乐亭老家，睹物思人，寄托对大钊的哀思。
（二）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周恩来的户口卡
位于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批特殊的户口卡，纪念馆副主任林建英介绍：“我们这里珍藏着88张个人户口卡，22张集体户口卡，他们都是国家一级文物。”
这些户口卡是在建国之后，在当时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的仓库里找到的，无论是个人户口卡，还是集体户口卡，户主都是周恩来。“它上面登记得非常详细，有每个人照片、姓名，性别，年龄，学历，然后工作职业、住所和户籍编号，甚至还要填写家属。”
林建英说：“当时，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并不是长期性居住，为什么国民政府也给做了户籍卡？他们实际上是出于监视的目的，监视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每个人的姓名和照片等详细信息，都要清晰地登记。”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下达了还都令，从重庆迁回了南京，因为双方的谈判还没有结束，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为了继续和平谈判，中共代表团就向国民政府提出要到南京，继续同国民政府谈判。经过努力，国民政府最终把南京梅园新村30号和17号，交给中共代表团作为谈判驻地使用，史称南京谈判，这也是重庆谈判的延续。
当时，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前前后后有将近200人，但是有户口卡的是88人，尽量不把所有人员都暴露出来，这也是出于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策略的考虑。
中共代表团除了在谈判之外，还要进行党的政策的宣传，包括开辟第二条战线，结交了很多社会名流和民主党派人士，有一些社会名流也会到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来，所以国民政府对中共代表团驻地的监视非常严密，在梅园新村30号驻地周围布设很多监视点，还有大量的流动盯梢特务。在梅园新村31号有一个国民党秘密监视的窗口，因为可以居高临下，能够看到梅园新村30号院内的一举一动。
在梅园新村驻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非常简陋，邓颖超后来回忆到这段历史时说，当时的住房条件非常紧张，条件非常艰苦。
驻地内有一辆别尔克小轿车，是当时中共代表团专用的汽车，现在也是国家一级文物。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这么一个大家庭里，周恩来就像一个家长一样，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工作。
当年，中共代表团到南京的时候是正好是南京仲夏季节，南京的天气也是四大火炉，非常闷热，中共代表团的机要人员是属于保密的，周恩来把他们安排到自己住处的二楼，窗户要关得密不透风。
周恩来和邓颖超非常关心这些机要人员，那时候电风扇非常少，周恩来和邓颖超自己不舍得用电风扇，就拿到二楼给机要人员用。周恩来经常对这机要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规定机要人员没有特殊的、不必要的事情，是不允许外出的，如果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1947年2月，国民政府连续发布了几道命令，要求中共代表团（相当于中共办事处）限期撤离南京、重庆和上海，完全撕破脸皮。当时，董必武率领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在3月7日从南京撤回延安。董必武当时在机场对送行的记者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时隔两年两个月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董必武的这句话实现了。南京谈判虽然时间不长，前后加起来也就是10个月零4天，但是它的意义非常大，就像毛泽东提到南京谈判的时候说，谈判最大的功劳就是教育了人民，使我们党赢得了民心，让老百姓看清楚国民党和共产党，谁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谁是为人民着想。
（三）红岩革命博物馆：国民党密档中的重庆谈判
重庆红岩革命博物馆副研究员 王进
这份文物《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最初不在我们馆，我们是通过拍卖公司购买回来的。
这份材料一共有46页，是在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的亲自指挥和安排下，司令部的一些宪兵和便衣全程对毛泽东主席从8月28日到重庆一直到9月30日整个行程的记录。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在国统区，它需要从后方调动到敌占区才能受降，所以蒋介石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进行谈判，很明显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蒋介石“假民主真内战”的阴谋，毛泽东主席以身犯险，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了谈判。
从1945年的8月28日到1945年10月11日，重庆谈判持续了45天。
毛泽东从28日到重庆以后，28日晚上和29日晚上住在了蒋介石在歌乐山林园的官邸，10月10日晚上，也就是返回延安的头一天晚上，也住在了林园的官邸，其他的晚上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所以红岩村、桂园、林园这三个地方是动态里面重点记录的。
毛泽东每天都要从红岩村出发到桂园，工作完了之后从桂园返回到红岩村。
《动态》的记录是非常详细的，它记录了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会见了各方面的人士，有在红岩村会见的，有在桂园会见的，也有毛泽东主席出去拜访的。
位于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外面看是一栋两层小楼，其实里面是三层，阁楼上面就是一个秘密电台的工作间。
毛泽东主席在这里会见了许德珩和劳君展夫妇，还会见了三位美军士兵。
桂园是张治中的官邸，它地处重庆市中心，对面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和重庆市政府，周边都是一些政府部门，便于办公和交际，所以张治中非常痛快地把桂园腾出来给毛泽东主席居住。
最初，张治中希望毛泽东主席可以住在那个地方，但是周恩来总理考虑到安全问题，还是没让他住，只是作为他在城里一个办公的场所。
桂园楼下有会客室、厨房、警卫室，楼上有毛泽东主席的办公室、周恩来的办公室、秘书王炳南的办公室。毛泽东在桂园工作期间，接待了宋庆龄、柳亚子等知名人士。
重庆的知名人士、报社记者、团体的领导人、民主党派人士等，都是到桂园去和他会面。
在谈判过程中，毛泽东主席还三到特园会见张澜。他到特园的目的是什么呢？毛泽东主席认为这么多民主党派人士来和我会面了，应该做一个礼貌性的回访，所以他先后三次前往特园拜访民主人士。
重庆谈判在全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是走民主和平道路的政党这样一个形象。重庆谈判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在艰难困苦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失去为人民大众努力奋斗的初心。
（四）中原突围纪念馆：中原突围中使用的望远镜
辜小娟（中原突围纪念馆讲解员）：
陈列在我们中原突围纪念馆的这只望远镜，是原中原军区部队第二纵队第十四旅政治部主任刘友海于1978年捐赠的。这只望远镜原产于美国，是刘友海在战场上缴获的，它见证了中原突围那段光荣而艰难的岁月。
抗战胜利后，中原地区成为全国解放区的前哨阵。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要将其大量军力从西南投送到华中、华北和东北前线，必先夺取中原。而新四军第五师雄据于此，成为国民党军调兵遣将的重大障碍，因此中原解放区像是一把利剑，插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带。
从1946年1月份开始，国民党军就对中原地区实行了严酷的经济封锁，并且禁止粮食及一切生活物资进入到中原部队驻地，于是当时中原军区部队五、六万人就被围困在了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带。国民党军调集了30万大军，将中原区部队重重包围。
1946年4、5月间，中原地区的局势异常紧张，蒋介石自认为其内战部署已经就绪，于是要下定决心在中原地区发动内战，并计划在5月5日至9日全部歼灭中原军区部队，内战一触即发。
在这山雨欲来、黑云压城之际，周恩来竭力督促美方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一起前往宣化店进行军事调处。
1946年5月8日上午，周恩来和美蒋代表在湖北会馆里面举行了和平谈判。
当时的美国首席代表马歇尔派白鲁德过来参加谈判，国民党的首席代表徐永昌派的是王天明。在谈判桌上，李先念历数了国民党军进犯中原部队、抢占村镇、杀害居民的种种暴行。
当时，周恩来也非常严正地指出，如果中原内战爆发，就意味着和谈结束，成为全国内战的起点，现在全国需要和平，内战应当无条件停滞。
这次谈判挫败了国民党蒋介石要在5月5日到9日全部歼灭中原军区部队的阴谋计划，并且推迟了内战爆发的时间。
5月9日，三方代表就返回到了汉口，5月10日在汉口的杨森花园签订了《汉口协议》。该协议的签订使全面内战的爆发推迟了50多天，这在战略上也非常大地支持了在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兄弟部队，也为后来的中原突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中原军区部队是兵分四大路来实施突围的，主力是以宣化店南北两线向西突围，其他部队则在东西北线相互策应配合行动。
当时中原突围战役的主力军是由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领的北路军，于6月26晚上撤离了宣化店，向平汉铁路鄂豫交界的武胜关至信阳、柳林东侧开进。
6月30日凌晨，北路军各部全部突破了平汉线，抢在国民党军在7月1日发动全国总攻之前，跳出了敌人的内层包围圈，并且在经过鲍鱼岭和南化塘的激战之后，于7月下旬胜利到达陕南，实现了从宣化店向秦岭的伟大战略转移。
由王树声率领的南路军13000余人，在6月26号晚上也撤离了宣化店，6月30日在孝感王家店至魏家店一线与国民党军发生激战，7月1日也突破了平汉铁路内层封锁线，8月27日与江汉军区部队在湖北十堰的房县会师，开始鄂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由皮定均率领的第一纵队第一旅，在完成声东击西的掩护任务后再向东突围，横跨鄂豫皖三个省，历时24天，行程750公里，经过了大小23次战斗，斩关夺隘才顺利到达苏皖解放区，并且与华中军区部队胜利会合。
由张体学率领的鄂东独立第二旅，在宣化店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向西突围的重任后再向东突围。但是就在即将迈进华中解放区的时候，意外接到了中共中央的电令，要求该部停止东进，留在大别山坚持打游击。面对这走与留、生与死的抉择，独二旅6000余人从大局出发，服从中央的决定，再次杀进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中原突围战役，它以政治、军事、战略上的全面胜利，而被载入中共党史军史的光辉史册。
首先从政治上它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虚伪本质。
在战略上，它牵制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极大地支援了兄弟解放区的反内战斗争。1946年7月15日，毛泽东给中原局中的电报中说，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牵制了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的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在军事上，它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5万对36万，在历时36天的中原突围战役中，毙伤俘国民党军12,000千余人，我军伤亡8000余人，胜利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取得解放战争首战的伟大胜利。
（五）延安革命纪念馆：陪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小青马
张建儒（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
毛泽东从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骑的是一匹小黄马。到延安以后，马就死掉了，因为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除了徒步以外，就是骑马。工作人员给毛泽东找了一匹小青马，马的个头不大，但是力气大，行走平稳，速度还比较快，性格也比较温顺，之后这匹小青马就在延安陪伴毛泽东多年，尤其是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开始转战陕北以后，小青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进行全面进攻。全面进攻受挫以后，蒋介石调整战略，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攻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的部队23万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进攻陕北。当时西北野战军两万多人，在彭德怀和习仲勋的指挥下，与胡宗南部队在延安南部展开激战。
胡宗南这支部队的武器装备精良，人数又是西北野战军的十倍，很多人建议毛泽东党中央迅速离开延安，毛泽东说，我们在陕北十几年一直处在和平时期，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留在陕北，既可以把胡宗南这几十万精锐部队牵制住，减轻其他解放军的军事压力，又可以稳定人心、稳定军心。
所以毛泽东力排众议留在陕北，准备在陕北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部署下，西北野战军在陕北高原与胡宗南部队20多万大军了进行周旋。离开延安城40天时间，相继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战三捷，歼灭胡宗南部队1.4万人。
之后，党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小河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对当时的战争形势进行了分析，并作出了战略部署：向国民党中原地区军事力量比较空虚的地方前进。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战役中歼敌6000余人。沙家店战役是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的转折点。
沙家店战役是解放战争史上的一个经典战役。这个战役的战绩应该说是老区人民创造的，西北野战军两万多人在沙家店这样一个小地方，隐蔽集结，待命4天4夜，而且在这个期间动员了两万多支前民工这么重大的动作，国民党军队竟然没有丝毫的察觉，说明军民团结如一，老百姓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1948年3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从吴堡县川口村乘船东渡黄河，去华北地区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样就离开了陕北。过黄河以后回望黄土高原，毛泽东深情地讲了一句话：陕北是个好地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解放以后，这匹小青马被送到了北京动物园，由一位老红军来负责喂养。随着年岁增长，毛发变成了白色。1962年，这匹马在北京去世。1964年8月，延安革命纪念馆正式将这匹小青马的标本运回。小青马作为一级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的几十年里，许多观众都来参观，它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教育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六）西柏坡纪念馆：长条椅背后的“赶考”故事
何茜茜（西柏坡纪念馆讲解员）：
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固定的会场。七届二中全会会址以前是中央机关做饭用的一个大食堂。当时中央机关考虑到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都是从前线回来，人员比较多，所以就将这里临时改造成会场了。
会场前面放置的长条椅是当年的原物，长条椅的数量很少，只有两个，还有四个沙发。这四个沙发也是在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参会的代表中，中央委员34位，中央候补委员19位，还有11位列席人员，总共64位代表。他们当时是怎么坐呢？没有固定位置。到会早、年龄长的代表，前面的沙发、长条椅随便坐，来的晚的领导都是自带小板凳、小马扎，有的领导带着帆布躺椅来开会。在九天的会议期间，代表们每天坐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
1947年3月18日，党中央撤离延安以后，中央前方委员会，由毛泽东、周恩来、包括任弼时书记率领，他们继续转战陕北，与国民党军周旋；中央工委主要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领，他们在1947年5月份先期进入西柏坡，比毛主席进入西柏坡早一年时间。
为什么选西柏坡呢？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西柏坡这边的群众基础非常好；第二是因为西柏坡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它东临华北大平原，西依太行山脉，打起仗来进可以攻到大平原一带，退可以退守在太行山一带；第三点就是因为西柏坡这一带的物产非常丰富。西柏坡村紧挨着滹沱河，这一带滩地肥美，稻麦两熟，所以党中央到这以后，生活上是可以保障的。毛主席于1948年5月26日率领周恩来前委进入西柏坡，在西柏坡工作生活了将近10个月。在这10个月的时间里，党中央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组织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以后，为了实现党的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中央决定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报告，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会议向全党提出了要防止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问题，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伟大转变。
那么既然是执政党了，我们应该怎样执政？为谁执政呢？所以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也就是“两个务必”。这是西柏坡的核心精神。
那么在这次会议中，毛主席还提出了我们必须防止“四种情绪”，分别指的是：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会议最后一天，毛主席还向全党提出了“六条规定”，也就是马上进京了，防止一些领导干部进京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现象，比如歌功颂德、居功自傲。所以主席提出：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所以说现在我们反过头来再来看，“两个务必”“四种情绪”和“六条规定”在新时代，可以说也是非常具有现实的意义的。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10天以后，也就是在1949年的3月23日，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了赴京建国的新征程。
（七）陈望道先生故居：在陈望道故里品味真理的味道
1920年春，29岁的陈望道收到一封约稿函，上海《星期评论》杂志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不是一般的翻译任务，《共产党宣言》由马克思、恩格斯合著，1848年以德文在伦敦发表，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此后的几十年里，各种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在世界各地出版，成为共产主义“第一书”。
当时的中国，虽然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刊发过一些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但一直没有这本伟大著作的中文全译本出版。
接到约稿函后的陈望道感觉责任重大，一种使命感从心头涌起。他郑重接受了约稿，准备全力以赴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陈祥有(陈望道亲属 义乌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陈望道的爷爷叫陈孟坡，他有一手种靛蓝的手艺，就是染布的一种染料。通过种植蓝草以后，家庭逐步地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以后赚来的钱投入到对子女的教育中去。
1920年3月，陈望道携带《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和日译本，秘密回到了家乡分水塘村，开始仔细研究翻译《共产党宣言》。
李飞（中共义乌市陆港集团讲解员）：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陈望道先生的故居，这是一栋典型的清式庭院式建筑，建成于1909年，这些栩栩如生的木雕也基本都是原来保留下来的原物。虽然祖宅宽敞明亮，条件优越，但为了不受他人打扰，陈望道选择了家里大门西侧僻静的柴房作为工作室。
我们所到的位置就是陈望道先生当时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所在地。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条件是非常简陋的，因为全身心的投入，一日三餐也是由老母亲送过来的。
这一天，母亲送来了两个白粽子和一碟红糖，想要给他补补身子，嘱咐他粽子是刚煮好的，要趁热吃，蘸着红糖。陈望道先生说：“知道了”。一会儿之后，母亲就在门口问道：“糖够不够甜，要不要再添一点？”。望道先生回答道：“够甜了，够甜了”。过了一会儿，老母亲就进来收拾碗筷了，发现儿子满嘴都是墨汁。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所讲述的“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陈望道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终于在1920年4月下旬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工作。随后，他将译稿带到上海，交给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后做最后修订。
1920年8月，经多方努力，《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这是国内第一个公开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出版后不到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随后的几年里，《共产党宣言》被多次重印，共产主义的火种在全国各地被点燃。
陈祥有(陈望道亲属 义乌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尽管这本册子只有2万多字，当时起的作用就是我们讲它是灯塔，引导船只在黑暗中前进，它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们要求复兴、要求强盛、要求寻找出路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以武装的力量。
时至今日，参观陈望道故居的游客依然络绎不绝，信仰的味道，历久弥新……
（八）东营市历史博物馆：《共产党宣言》
在山东省东营市历史博物馆的一处角落里，陈列着一本珍贵的文献，这就是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虽然岁月已经褪去了封面的铅华，但我们还是能依稀见到那标志性的马克思半身像。
这是国内第一版公开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禁，该版本一度消失。上世纪70年代，山东省广饶县刘集村，一名叫刘世厚的老农民，捐出了他珍藏的《共产党宣言》，才使这一版本重见天日。
身居乡村的老农为何手中有如此珍惜的藏本？广饶藏本首页右下角有一方红印，“葆臣”二字清晰可见。研究人员根据这一线索调查藏本的来历，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21年夏，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从上海归来时也带回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宣传品。
在王尽美、邓恩铭的领导下，山东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产党宣言》成为研究会学习的重要文献。这位“葆臣”就是济南早期共青团员和中共党员张葆臣。在济南的党团员学习活动中，这本盖有葆臣印章的《共产党宣言》，又辗转到了另一名早期女党员刘雨辉手中。1926年春节期间，刘雨辉回故乡广饶县刘集村时，把这本《共产党宣言》带到了刘集党支部。从此，这本革命文献便在这偏僻的乡村经历了不平凡的50个春秋。
广饶刘集党支部成立于1925年春，当时整个支部只有六七名党员，支部书记刘良才经常在晚上召集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宣讲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他指着封面上的马克思像跟大家说，这些道理都是这人在书里讲的。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亲热地把马克思叫做“大胡子”。
刘奎湘（刘集党支部第一任书记刘良才之孙）：这个屋就是当年我爷爷成立第一个党支部的地方。他们三人小组就在这商量的搞的一些活动，就在这里。当时刘俊才领着入党的时候就是用个被子，把窗户堵上了，这个弄上个红包袱，举手宣誓。成立以后，在这里学习《共产党宣言》，发动了群众，有的没有位置就在院子里开始听。
1930年11月，敌人加紧了对广饶县共产党组织和党员的搜捕。山东省委决定将时任中共广饶县委书记的刘良才调走。临行前，刘良才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刘集支部委员刘考文。随着形势的恶化，刘考文估计自己随时有可能被捕，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忠厚老实、不太引起敌人注意的刘世厚保存。不久，刘考文、刘良才等一批党员被捕杀害，广饶县党的活动进入低潮。
刘世厚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冒着生命危险将这本书藏在家里。
荣子录（东营市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国民党对整个文化进行了“围剿”，当时如果发现有谁拥有或者是学习马列的著作，就会被打成危害中华民国，就安上这么一个罪名，轻则被收监入狱，重则就被杀头，所以当时也是非常危险。
抗战时期，日军曾三次扫荡刘集村，全村房屋几乎被烧光，但这本《共产党宣言》在刘世厚的保护下却安然无恙。他曾冒着敌人的烈火爬上屋顶，从鸟窝中抢救出这本《宣言》。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部队的侵扰，刘世厚仍然不得不到处藏匿这本书。一直到1975年，已经84岁高龄的刘世厚老人才放心地拿出了这本收藏了大半辈子的文献。
颜华（原广饶县博物馆馆长）
在那儿征集文物，21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老党员说，我还有一本书，那个时候学习用的。用个小盒子盛着，但是我一看1920年8月版，这个又是中文本，很可能有参考价值。
如今，全国已经发现12本首版的《共产党宣言》，它们被收藏在不同的地方，东营市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本已是国家一级文物，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当年收藏和传播《共产党宣言》的刘集村已经建成了共产党宣言纪念馆，村民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继续讲述着“大胡子”老人的故事。
（九）南湖革命纪念馆：见证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游船
1921年8月2日，王会悟与部分代表先行来到浙江嘉兴，在嘉兴市内张家弄鸳湖旅馆开了两个房间，同时托旅馆的账房雇了一只中型游船。8月3日，除李汉俊、陈公博外，留在上海的代表均乘早班火车来嘉兴。上午10时半左右，当代表抵达嘉兴时，王会悟已在火车站迎候。她随即领大家到南湖渡口，乘摆渡船上了湖心岛烟雨楼。此时那条游船已停泊在烟雨楼前的水面上，因所雇游船船身较大，不易靠岸，船主用拖艄船把大家接上了游船。
这只游船，俗称“丝网船”，也叫“画舫”“灯船”，长约16米，宽约3米，内设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以右边一条夹道贯通。为了安全保密起见，代表们特地让船既不靠岸也不傍岛，就在水中来回飘荡，大家就围坐在中舱的八仙桌旁开会。为了掩人耳目，船上还特意准备了麻将牌，一旦遇到巡逻船，代表们就打麻将来作掩饰。而王会悟则坐在船头望风放哨，如遇别的游船靠近，她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来提醒代表们要注意了。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从上午11点左右正式开始。因上海会场的变故，代表们都主张缩短会期。因此，在南湖会议上，大家很少长篇大论地发言，都加快速度集中研讨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当选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的巨大影响以及在建党活动中的特殊作用，而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李达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
大会闭幕的时候，有人提议：“让我们再喊一遍口号吧，记得声音要轻一点。”全体代表轻声地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声音低沉却铿锵有力。就这样，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条小船上诞生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南湖红船开启了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浩荡航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如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道。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压迫、被剥削的现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斗争历程，使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十）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使用的警笛和口哨
徐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这件文物是国家一级文物，是一枚警笛和一支口哨，它是两个单体组合起来的一件套文物。它的年代应该是19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它的收藏人是曾经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一位老同志。这也是我们现在见得到的为数不多的能够反映和证明上海工人运动历史的实体文物之一。这件文物看似很简单，却是那场波澜壮阔的历史的见证者。
徐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上海既是党中央长期驻扎地，同时又是中国工人运动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城市，经过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锻炼后，上海工人的革命彻底性前所未有地高涨。
1926年，北伐战争正式打响。在这种情况下，1926年10月开始酝酿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11月23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匆匆发动，但是很快就宣告失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讲，这个起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就已经失败了。
1927年2月，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同样由于经验不足，指挥协调不力，很快失败。第二天，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就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组织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下面还分别设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一个专门委员会叫特别宣委继续组织发动宣传。
另外一方面，由周恩来领衔，设立了特别军委。这个时候，周恩来已经是中共中央的军委委员，他是经历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而且参与过东征。他把当时全国各地经历过北伐考验，同时又是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一批非常坚定的共产党员，充实到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当中。
1927年3月20日前后，北伐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打到了上海南郊新龙华。当时中共中央判断，发动总同盟罢工、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机相对来说就比较成熟，所以在1927年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发动了总同盟大罢工，上海80万工人，绝大部分立即投入总罢工，这种声势是前所未有的。总同盟罢工很快就正式转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了这个战斗。
1927年3月21日下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南市打响。工人纠察队以小南门警钟楼钟声为号，兵分三路展开进攻。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尽管前两次都失败了，但是在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持、积极参与下，第三次武装起义最终取得胜利。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我们馆藏的这一枚警笛和这一枚哨子，据收藏者回忆，当时就是在第二次、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在战场上投入使用的这样一件文物。
今天，当我们凝视它时，工人们集合时的哨声，仿佛还在耳畔回响……
（十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南昌起义中的“收条与回信”
刘小花（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陈列保管部主任）：这两件文物是当时江西民众慰劳起义军将士捐款的收条和回信，是1958年5月入藏到我馆的，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两件文物采用的是统一印刷的公文信笺，为“明八行”信纸，信笺的最上端有总理遗嘱，往下就是“中国国民党党部公用笺”几个字。
有的人很奇怪，这上面怎么是国民党的？当时的江西省党部，它是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为核心的一个国共合作的组织，比如我们熟悉的方志敏，还有罗石冰、黄道等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执行委员。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顺利打响，当时南昌也是掀起了拥军的热潮，许多群众纷纷捐款捐物，为起义军赶制军服，给起义军带路等等。在此期间，起义军收到了一笔款项，一万元整，这笔款项是谁捐赠的呢？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这个组织是1926年7月成立的，它是一个左派的群众组织，由当时的中共江西省委领导。它的负责人之一，就是朱大桢先生。
8月3日，朱大桢同志将一万元钱亲手交到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经手人就是罗石冰同志，罗石冰当即就给朱大桢写下了收条。
罗石冰随即和王道一起，将这笔款项分别送给了第十一军和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并在8月4日又写了一封回信，告知了这笔款项的去向。
迳启者昨日收存贵会转来之慰劳捐款已由本会黄道、罗石冰两常委分别送交十一军与二十军两政治部主任领收，代为分发矣。
特此通知，即祁亮察是荷。
此致。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
江西省党部
八月四日
当时参加南昌起义的主要是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还有贺龙的第二十军，这是参加南昌起义的两支主力部队。8月2日，南昌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叶挺升任第十一军军长，贺龙是二十军军长，因为当时这个收条回信是8月3号和8月4号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在起义军整编之后发生的。这一万元当时对起义军来说是雪中送炭，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是银元，这对于起义军来说更方便交易，因为纸币在当时不被群众所信任，群众不愿意接受纸币。这两件文物一直被朱大桢先生珍藏。当时我们建馆的时候，他就把收条回信捐到我们馆里，也成为我们馆的镇馆之宝。
南昌起义能在南昌非常顺利地打响，跟我们江西地方党组织和南昌民众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从人民军队诞生的第一天起，这种军爱民、民拥军的优良传统就开始传承，并发扬光大，这种军民鱼水情的源头在南昌起义就开始发端。
收条和回信不仅是军民情谊的一个生动的载体，也可以说是共产党人信守承诺、办事严谨、纪律严明的一个重要的物证。罗石冰这位共产党员，他收到了款项之后，就马上写下收条，然后遵守承诺，把这笔款捐给了起义部队。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捐了之后还写下回信，告诉捐款人你这笔款项后面用到哪里去了，可以说是做事有始有终、光明磊落、干干净净。
（十二）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的红色交通证
汤根姬（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研究员）：我们党从创建、立足到发展壮大，曾经非常隐蔽的第二条战线始终存在，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段历史不被大众所知。这些年来，我们通过对井冈山历史的研究，挖掘出井冈山时的一些通讯联络情报工作，尤其是这些文物和人物背后的故事，才填补了这一空白。
我们博物馆陈列的这份红色交通证，是当年井冈山一位叫欧阳倬的红色情报交通员使用过的。这份交通证只有巴掌那么大，是红绸布制作的，上面横排写着“交通”两个字，下面就是他的名字“欧阳倬”。
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毅然决然将秋收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紧张了，他们开始频繁地进行军事进攻，还发动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井冈山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断绝了，人员、物资、信件这方面的往来都不能够顺畅进行。井冈山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为了保证和党中央、湖南省委、江西省委能够取得联络，我们在没有任何通讯设备，更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就是靠两条腿开辟了多条交通线，设立了交通站。交通站下面有递步哨，递步哨下面有一个又一个活跃着的交通员。
谢晓宁（茅坪革命旧址群讲解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茅坪红军秘密交通站，以客栈作为掩护，秘密传递情报。客栈的老板就是吴福寿，交通员是邓贞谦。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些重要的情报，就是通过红军秘密交通站来传达的。
交通员的主要任务首先是传送文件，同时还要负责比如湖南省委送过来的一些药品，还有那时一些交通人员的护送。他们一般白天睡大觉，晚上行动。当时井冈山有个防务委员会，王佐具体负责这一块。因为他是本地人，交通员只能从当地人中选拔。当地人没有文化，但是淳朴忠厚。交通员不仅要有好的身体素质，还要机智勇敢，同时要有吃苦的精神。欧阳倬负责井冈山时期从茶陵到永新往返这一条线，因为这份岗位的特殊性、保密性，他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给了他的一位好友抚养。有一次，欧阳倬受了重伤，在家里养病，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才把他的情况告诉了他的母亲，并且把这份交通证交给她保管。
井冈山失守以后，敌人得知了欧阳倬的身份，到处搜捕。他逃到了峡江县，在一个深山老林里过着半隐半居、野人般的生活。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他回到了家乡，但是他从来不和任何人谈及自己的这段经历，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曾经是一名红色交通员。
1978年，欧阳倬一个人孤苦地离开了人世。后来，生产大队把他的房子交给他的亲戚。在打扫房子时，他们在楼上的一个墙洞里发现了一个油布包，左一层右一层打开一看，是两份交通证。一份是白色棉布做的，是通往白区的交通证，但因为时间久远，一扯就破了，非常可惜；另一份就是我们看的这件交通证，它是绸布制作的，得以保存下来。这份交通证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非常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