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薛令之（683-756年），字君珍，号明月先生。长溪西乡石矶津（今福安溪潭廉村）人。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进士，官至左补阙兼太子侍讲。一生俭朴，为人刚直，为官清廉。其故乡廉村，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由皇帝敕封以“廉”字命名的村庄。著有《明月先生集》《补阙集》，诗作收录《全唐诗》。
孝廉事迹 薛令之铜像 薛令之出身世代官宦书香之家。其一世祖薛贺为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年）光禄大夫，高祖薛许曾任隋户曹司理，父薛发超以文章名世（唐肃宗追赠为侍讲国公）。薛令之自幼聪敏好学，于离村不远的灵岩山建“灵谷草堂”刻苦攻读。曾以诗作《草堂吟》明志，诗中描述其当年结庐灵谷、栖身苦读的寂寞时光，并以出身寒微的将相苏秦和韩信激励自己： 君不见苏秦韩信，独步孰知是英俊？ 一朝得遇圣明君，腰间各佩黄金印。 男儿立志须稽古，莫厌灯前读书苦。 自古公侯未遇时，萧条长闭山中户。 明月祠 此诗作足见其襟怀与抱负。薛令之23岁北上长安应试及第，为福建（时称建安郡）首位进士，史称薛令之“破八闽天荒”。 进士及第后，薛令之初任右庶子，是东宫僚属，官阶虽为四品，却很清苦。开元中，他被朝廷擢拔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与贺知章同侍太子李亨。唐制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掌供奉谏诤，凡朝政阙失，大则廷议，小则上封”，其职能就是规谏皇帝，纠正朝政，此外还有弹劾百官的权力。唐玄宗登基伊始，即恢复了谏官议政制度。薛令之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始从政的。 时李林甫为相，擅权误国，民怨沸腾。太子李亨与李林甫不睦，因此薛令之也倍受排挤，长年不迁。对李林甫的所作所为，薛令之异常愤慨。有一次，唐玄宗命群臣吟“屈轶草”。这屈轶草是古代传说中的草名，据说能指示奸佞，又称“指佞草”，乃谏官的象征。薛令之借吟咏屈轶草，在诗中暗斥李林甫为首的群奸，因此与李林甫构怨日深。一日，薛令之在东宫墙上题《自悼》诗：“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无以谋朝夕，何由保岁寒？”薛令之在诗中以自身境况隐喻时局。按朱熹之父朱松的解读，薛诗透露了“悬知野鹿欲衔花”的忧虑，以“野鹿”影射安禄山，薛借自悼清寒，向唐玄宗警示时局的危急：安禄山拥兵自重，其权势有如西域引进的苜蓿草疯狂生长，大唐王朝面临朝不保夕的局面。唐玄宗巡东宫见到此诗，不解诗中隐喻，以为是讽刺他，就挥笔题诗其侧：“啄木嘴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并题四字“听自安者”！ 薛令之自知开罪于玄宗，便托病辞官返乡。他深感仕途险恶，在回乡前寄书江西安福县担任县令的独子薛国进，命他辞官返里。薛国进遵父命遂于天宝末年弃官随父回乡。同时，以明经举进士的薛令之侄儿薛芳杜，亦挂冠归隐。 薛令之回乡后隐居于灵谷草堂，过着穷研经书、抱瓮灌园的生活。他深居简出，偶尔也出游或访亲会友，写下许多精警而清丽的诗文。由于父子二人同时弃官，回乡后生活十分窘迫。唐玄宗闻其清贫，下诏长溪县以岁赋资助他。对于朝廷的恩惠，以清廉为人生要义的薛令之“酌量受之”，从不多取。 明月井 至德元年（756年）七月，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即位，翌年十月回到京师长安，念及与薛令之的师生情谊，下旨召薛令之复入朝为官。薛令之已于上一年去世。唐肃宗惋惜不已。又闻薛令之家赤贫，“量受岁赋”之事，甚赞其廉，遂“敕命其乡曰‘廉村’，溪曰‘廉溪’，岭曰‘廉岭’”，以表彰其一生清正廉洁。作为“开闽第一进士”，薛令之的清廉不仅为当朝帝王所褒赞，也备受后世景仰。薛令之逝世后，其故里及周边村落，皆建祠立庙祭祀。后“灵谷草堂”改建为灵岩寺，并“建祠于其旁以祀公”。福安城区建有“三贤祠”，将其与南宋爱国诗人谢翱、南宋诛杀奸臣贾似道的义士郑虎臣并称福安“三贤”供奉崇祭。 廉村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薛令之之后，廉村出了24位进士。廉村现存古城堡、古官道、古码头、古祠堂、古民居、古字画、古民俗等文化遗存，2009年被国家住建部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廉溪风节清如许，且与黄花订晚秋”，薛令之清正廉洁的高风亮节影响着后世，激励着今人。 （二） 杨惇礼(1073-约1140年)，字穆仲，长溪九都(今福鼎市太姥山镇）人，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生于福鼎太姥山东麓纱帽峰下潋城村的书香门第，为唐进士杨绍第（曾任司马、福州刺史）十世孙。少慧，博经通史，为文有奇气，以文学闻于世。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历任兴国军司法，陕州、彭州、泉州、宿州教授，转太学博士，累官至监察御史。杨惇礼一生刚介雅正，风节凛然，名登《三山志》，传入《福宁州志・宦哲》。 潋城村位于福鼎市太姥山镇中部沿海区域，人文底蕴深厚，是中国传统村落。潋城原村名叫潋溪、潋村、潋浦，唐大历年间，生态环境极佳，唐进士杨绍第后裔迁徙潋城。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宋建炎年间，村里出了一位以风节凛然而闻名的监察官，名曰杨惇礼。 杨氏祖训 杨惇礼，字穆仲，小名彦强，从小刻苦攻读，自强不息。宋崇宁五年（1106年），杨惇礼中进士，在陕州、彭州、泉州、宿州多地任教授。曾授兴国军司法，转太学博士。他还与长溪人黄荐可、林介卿属于当世名流，有“北乡三博”之称。 建炎二年（1128年），杨惇礼即召为都察院监察御史。同时被任命为监察官的还有南宋名臣赵鼎、黎确、沈与求等三人。当时蔡京把持朝政，其同党张守主掌都察院，想拉拢杨惇礼，为其所用。但杨惇礼不为所惑，坚决予以谢绝。杨惇礼说了一句话，载于《福宁府志》：“艰难无从卫之劳，时平享丰盈之乐，吾不敢也。”这话的意思是，大丈夫要为保家卫国出力做奉献，不可只贪图安逸享乐啊！表现了一个监察官报效国家的坚定操守。 杨氏聚居地潋城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杨惇礼激流勇退，告老回乡。宋高宗恩准杨惇礼致仕返乡，保留言事官（谏官）身份，可向朝廷进言或议论国家大事。潋城杨氏族谱《谱序》载：“族伯祖穆仲公（指杨惇礼）三舍选第，一入御史，后三诏不起，风节凛然。”这里可以看出，宋高宗还是想重用他，连连下诏，就是让他回到监察岗位上来。 杨惇礼沙画图 杨惇礼的家风十分纯正，他注重言传身教，传承传统文化，重视人才培育。杨惇礼自己喜爱文学，他家族士人也热衷文化，他亲自编写家谱（文献载：“察院公手泽一编”），振兴家业不遗余力。宋室南渡之后，每岁春秋选补，家乡的学员子弟列队等候，排成长长的队伍，可见家族文化教育是何等的兴盛。 杨惇礼注重家教，影响了整个家族文化。“乾道初（1165年），御史之孙又以上书言国事，当上意，入三馆，为尚书郎，拥麾持节，声誉藉甚而登进科。”这里的御史就指的是杨惇礼，杨兴宗是他的嫡孙，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登进士。杨惇礼家族的人是可以“上书言国事”的，在抗金这个大问题上，杨兴宗持“以守为攻”的立场，朝廷主和派曾劝他说，如果一致主和，不要另谋其它想法，就给他一个好职位。杨兴宗坚决不接受，并多次上书东府，据理力争，表现了与其祖父杨惇礼一样刚正不阿的民族气节。 杨惇礼甚至还影响了一代史学家郑樵（1104-1162年）。郑樵来潋村讲学时，杨惇礼就让孙子杨兴宗负笈从学。杨家从此注重家学，仅宋代登进士榜就有九人，“其有在家塾党庠，率诸学积文，砥节砺行，以世其家法。” 杨惇礼为官清正廉明，刚介雅正，风节凛然。按宋朝廷规例，告老时可荫子一人，但他虽有三子，均未庇荫一官半职。世人赞赏杨惇礼一生“三不为”：有田不买，有官不做，有子不荫。据史料记载，他过世后，家里没有什么积蓄。杨惇礼之子杨缜行孝道，其妻林氏慧中秀外，将仅有的首饰金钗等家底变卖，给公爹置办丧事。一代监察御史身后如此清贫，真可谓“清白传家，安贫乐道”。 太姥山镇潋城村城堡 杨惇礼过世后，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其族孙、朱熹门生杨楫进一步阐发这位监察官的人生信仰：“惟忠可以事君；惟孝可以事亲；惟勤可以保家；惟廉谨可以为吏；惟毋于是言，则可以永赖先世之遗德，而不贻其辱。”这亦可视为家训。杨惇礼对后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代监察官的独特人生，也拥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三） 陈桷(1090-1154年)，原名纬，字季壬，号无相居士，为唐进士广东太守陈臣、福建推官陈显后裔，出身官宦世家，崇文尚德，家教甚严。陈桷以上舍贡生入太学，政和二年(1112年)，登进士，殿试第三名，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参军、太学五经博士，累迁尚书虞部员外郎。陈桷一生历哲宗、徽宗、钦宗、高宗等朝代，是宋代一位军政要员，他力主抗金，三平战乱，五遭贬黜，仕途坎坷，但始终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曾拒收巨额番宝，上嘉为“守介不移”。 陈桷信奉“刑无等级”“法不隐，而民无怨”“治官莫大于治贪”“治天下，首在惩贪治吏”等理念，力主司法“公正、公廉、公明”。政和七年（1117年)至宣和四年(1122年)间，六恶之首蔡京自入相次年起，深知宋徽宗爱好书画古玩，为投其所好，大兴土木，在皇城汴京开封府营造景灵宫、延福宫、九成宫、保和殿、福宁殿、明堂等宫殿苑圃。其中位于皇城东北部用土堆成九十米高的“艮岳山”与开凿人工“曲成江”的工程最为浩大，搜集天下奇花异石，营造楼观台榭。工程由蔡京心腹童贯分任工役，并在江南设立“造作局”。仅一块从安徽灵壁县进贡的“卿云万态石”，由千人抬进京，就耗资八千贯，足够两百户人家一年的生计。工程弊案重重，引人瞩目。宋徽宗将陈桷调任工部虞部事，掌管山泽、苑囿及金、银、铜、铁、锡、盐、矾场冶等公事。陈桷不负圣恩，对宫建苑圃工程与江南“造作局”，“能一一渐登计其入耗， 辨其地产而立其‘厉禁’，能明断赏罚和贿案”。全面彻查宫建陈账，立新章，惩治数起贿案，断了童贯的财路。由此政声斐然，陈桷成为北宋政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陈氏家训节选 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国都南移，江南一带手工作坊日趋兴盛，物品交易出现了“官铸日减，私铸日盛，朝廷对铜币外流日盛乏策”，造成“天下物贵币少”的局面。宋高宗知陈桷为一代才吏良牧，文能治国，武能安邦，于是将他从地方召回户部任金部员外郎，治理朝廷税赋与货币流通公务。陈桷廉而生威，着手惩办“私铸”与“官铸日减”的贿案，整治贪腐，不留情面，跳出官官相护的怪圈，维护了铜币的稳定性。发布“厚铜本之积，广加铸数，重外泄之防，严销毁之禁”的治理举措，对交易市场中的“匀考、平准、市舶、商税及香、茶、盐、矾等，视岁额增亏而为之赏罚”，使朝廷及时摆脱了财政失控的困境。 “谏者，谏君也。”在延宕数千年的中国监察制度中，“尧置敢谏之鼓、舜设诽谤之木”，是对至高无上皇权制度的分权制衡。历代开明君王对于朝廷监察，赋予很高的地位与权力，可以“谏诤”“劝谏”来纠正皇权的失误。陈桷作为一位封建举子、宪司官吏，始终以“修身诚意”“治家平天下”为己任，他不畏强权，以致被南北宋权倾天下的蔡京、秦桧看作眼中钉。绍兴五年(1135年)，朝廷“主战派”重臣仆射范宗尹被罢免，“主和派”秦桧夺取相位后，朝政纷争对立。陈桷刚正不阿，始终不愿夤攀秦桧权势，称疾规避而被贬。偏安一寓的南宋绍兴朝，大敌当前，无视国家仇恨，得过且过，助长朝廷官员崇尚清谈之风。陈桷痛心疾首，多次振言疾呼，整治朝廷纲纪，向宋高宗谏言:“今当专讲治道之本，修政事以攘敌国，不当以细故勤圣志如平时也，”又言：“刺史县令满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选监司，重其权，久其任。”陈桷任龙图阁士时，多次与秦桧议事不和，再次被外放。他远离朝堂，却心怀魏阙，念念不忘国政修明，向高宗上疏道:“乞置乡县三老以厚风俗，凡宫室、车马、衣服、器械定为差等，重侈靡之禁。” 《宋故孺人柳氏墓志铭》陈桷 書 绍兴十年(1140年)，陈桷任太常少卿，主管邦国祭典。其时宋高宗将新编《徽宗御书》藏于敷文阁，拟提升该阁规格。这是不合宋朝规制的。陈桷一身正气，严守祖制，即使宋高宗钦定之事，亦敢于直言进谏，希望“陛下严奉祖宗谟训”。对于皇家祭祀圣典，他也敢于秉直进言:“宋廷沿用古代天子、诸侯把远近先祖神位集合在太庙里祭祀，典例繁杂，需予限定，主张‘止用一羊’，不可滥用。”陈桷力陈侈靡之害，力主励精图治。宋高宗为陈桷的刚正不阿所动，授陈桷礼部侍郎，赐三品服。绍兴十一年(1141年)，陈桷奉诏与吏部、礼部、太常寺等六位名臣进殿迁议典制，商讨“加封建国公瑗为检校少保”和“进封普安都王”之事。秦桧以陈桷等议事之说，与故相赵鼎的主战派论调同出一辙，向宋高宗力进谗言，最终将陈桷及廷议持异见者吏部尚书吴表臣与礼部尚书苏符、礼部员外郎方云翼、太常寺承丁仲宁等均以“不详典故，专任己意，奸怀附丽”等罪名，一概罢免逐放。 陈桷一身清风正气，是满朝士大夫中唯一被宋高宗称赞为“好士人”的大臣。绍兴十三年(1143年)，宋高宗忽然问秦桧道:“陈桷好士人，今何在？可惜闲却，当与一差遣。”陈桷就此得以再度复职。绍兴十五年(1145年) ，陈桷经宋高宗钦点任襄阳知府，充京西南路安抚使，掌管一方军政大权，这是陈桷第四次外放为地方官。陈桷一生波折，几经贬黜，年届半百，已别无他求，见襄汉地区连年兵灾，民不聊生，户数骤减，只及平时二十分之一，但所负税赋却有增无减。陈桷深知只有“下富则上富”，反对“聚敛穷民”。为此，他挺身而出，为民请命，要求朝廷重行蠲减税赋，其爱民之举，深得人心。又遇江汉决口，洪水泛滥，田园淹没，民舍漂荡，陈桷已五十多岁，“躬率兵民捍筑堤岸”，以平水患，灾后致力恢复生产，赈济灾民。他“与百姓均事业”“共劳苦”的亲民吏风为当地民众所传颂。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陈桷以不贪为宝，身体力行，清廉自守，洁身自好。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陈桷任知广州，地方行政副长官。在其任上见百艘南蛮番船在海上漂溺遇险，他亲至海边营救，创舍五十余间，将遇险番物搬运上岸令人看守，提供茶点，安排食宿。番官感激，馈赠番宝大礼价值三万八千余贯，陈桷当即归献朝廷，宋高宗御书“守介不移”四字予以褒奖。广州廉举杨盛在陈桷离任时赋诗赞道:“囊槖去时似莅时，如公清白古今稀。身如竹叶心如水，不带江南一线归。”朝廷奏官萧东保将此诗与陈桷在广州的清廉政风，上奏朝廷。皇帝恩准陈桷知广州转职，封以护国左侍郎，继封兵部尚书大丞相，正一品。 礼部侍郎陈桷墓葬山场，坐落于长溪二十四都广化，坟山向马家契买，东至，南至田，西至大路，北至山分水，用后湾金先生迁穴。 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陈桷逝后其清廉家风代代得以传承，后裔清廉人才辈出。潭头坪故居“金花陈门”后裔有“六学士，十八贤臣”之称。陈桷育有三子，长子汝楫为惠安县令、次子汝贤为建州刺史、三子汝谐为连江教授，孙陈岘曾任朝请大夫、达州知州，曾孙陈昉累迁吏部尚书、拜端明殿学士，传至清代其后人有选贡陈淑孔、举人陈德先、岁贡陈球、拔贡陈善臣等，陈门忠心爱国，正直廉风，承袭相传。 （四） 黄槐(生卒年不详)，寿宁县清源乡韶托村人。宋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宣和三年知徽州。徽州任上，为了救万民于水火，宁愿牺牲个人仕途，开仓放粮赈灾救民。弃官后更名黄山，为百姓狩猎除害、设馆办学、采药治病、兴修水利、建设廊桥、推行先进农耕技术。黄槐心系苍生，一生为民，事迹载入省府县志，成为福建历史上民间影响力巨大的爱民清官之一。 “做官要像黄山公，百姓冷暖放心中；做人要像黄山公，积善积德积阴功”，这首赞颂爱民清官黄槐（黄山公）的民谣，千百年来一直在闽东山区民间广为流传。 黄槐故里——寿宁韶托 宋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病逝，其弟赵佶（宋徽宗）继帝位，但徽宗膝下没有一男半女。为了广延子嗣，徽宗遂决定设应奉局，在京城东北选石筑山，名为“艮岳”。 宋徽宗为征集天下奇石异木，不惜破屋坏墙，践田毁墓。各地贪官也以“艮岳”之名敲诈勒索，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宣和三年(1121年）黄槐知徽州，正值“艮岳”工程进展如火如荼之时，蔡京之流日夜催逼赋税徭役。举国上下，人心惶惶。 宋徽宗大兴土木兴建人间仙境“艮岳”的同时，下令全国广征秀女充实后宫和“艮岳”园中。《靖康稗史笺证》载：徽宗五七日必御一处女。退位后出宫女六千人，宜其亡国。 皇帝为满足一己之欲而大举选秀，众多良家女子为免入深宫断送青春，只好匆忙寻找婆家早早出嫁，“拉郎配”的闹剧不断上演。一些地方官员为讨好皇帝以升官晋级，则借选秀之机广罗美女强征入宫；甚至强行禁止民间正常婚事，以确保“选美”进行，搅得各地鸡犬不宁。 黄槐对修建艮岳持不同意见，对选秀活动更是反感。因此，大力压缩境内“选秀”规模，减少秀女上贡之数，让百姓少受“选秀”之扰。同时，采取自愿报名原则，让秀女自行报名遴选，绝不强行征索。这些善政的实施，让民心得以安宁，众多家庭得享天伦之乐。 寿宁韶托——黄槐湖 由于朝廷大举修建艮岳，“‘花石纲’‘流毒州县者达二十年’”，让百姓苦不堪言。此时，徽州地区蝗旱灾害频仍，徽州人民雪上加霜，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黄槐忧心如焚，连发奏章恳请朝廷开仓放粮赈灾。但蔡京不顾灾民死活，不仅不予赈灾，还加紧催逼徭役、赋税。 黄槐面临人生艰难的抉择：遵从朝廷旨意继续横征暴敛，可以保住仕途富贵，却要把数十万徽州灾民逼向绝境；如要拯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徽州灾民，就必须打开官仓放粮赈灾。而放粮赈灾违背了朝廷律令，不仅多年寒窗苦读来之不易的仕途富贵化为乌有，而且还有被朝廷斩杀，甚至株连九族的身家性命之危。 做人的良知和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的责任感，促使黄槐义无反顾地传令所辖州县开仓放粮赈灾。徽州人民犹如久旱遇甘霖，枯木逢春风，终于有了一线生机。善政一时，公论百世。至今徽州一带还流传着民谣：“黄知府，赈粮谷；挂冠印，救万民。 靖康元年（1126年），黄槐放粮赈灾后决定离开腐朽的官场。为了纪念徽州仕宦时光和辖境名山——黄山，黄槐改名“黄山”回到寿宁境内的韶托村。为免殃及无辜，黄槐安排族人远避他乡，自己则隐居鹤溪（今寿宁托溪）修仙练道。 黄槐故里——寿宁韶托黄槐湖，黄立云 摄 宋时，寿宁尚未建县。境内方圆数十里山深林密，豺狼横行，虎豹肆虐，村民上山或是妇孺在家常遭袭扰侵害；田地里的瓜果稻麦，也常被野猴山猪糟蹋破坏。 眼见野兽猖獗民无宁日，为了保家园人畜平安，黄槐组织猎户狩猎除害，乡亲们有了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因为这一段狩猎岁月，当地猎户们将黄槐奉为狩猎人的祖师爷。至今，在闽浙一带还流行着“自从来了黄山公，虎豹躲山中”；“黄山公、黄山公，打猎定请黄山公；打猎不请黄山公，十次行动九次空”的民谣。寿宁、周宁县的一些黄山公庙，还将黄槐塑为神威英武的戎装武将，左右猎人紧随护卫，座前猎犬警觉地竖立双耳，随时准备扑向猛兽。 一日，黄槐狩猎至溪州，见村前溪水清澈碧透，水里鱼儿欢快嬉游，溪中遍布赭红色鹅卵石；村旁岩山峥嵘伟岸，峭壁如削、岩峰凌云、峰巅坦荡如砥，峦间祥云缥缈，颇有仙风神韵。不禁流连忘返，就在鹤水之滨的小溪洋结庐定居，至今黄槐故居遗址犹存。 宋时，百姓们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难得有人会识文断字。为了传播文化知识，黄槐在鹤溪择址开设书院，为稚童启蒙开智，在鹤溪一带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为鹤溪的开发开化做出了积极贡献。黄槐逝后，邑人将书院改建为“黄山公庙”，以纪念一代先贤。 宋代寿宁境内缺医少药，不论头疼脑热、感冒中暑，还是蛇咬虫伤、天花麻疹，村民们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家禽牲畜也常因瘟疫的爆发而大面积死亡，甚至整村人畜灭绝。 为了解除乡亲疾苦，保人畜平安，黄槐悉心钻研医术，寻求治病驱瘟之方，成了远近闻名的神医。为了治病救人，他经常进深山采挖中草药。至今，在那溪州岩山之巅还有一个清晰的脚印，村民说那就是当年黄槐采药的足迹。 为了感谢黄槐无偿为民治病驱瘟的大恩大德，邑人将其奉为六畜的守护神，还将岩山称为“黄山仙岩”，《寿宁县卫生计生志》也将黄槐列为名医，立传以志。 黄槐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引进鹤溪，带领乡亲们挖井、筑坝、修渠，将“望天田”改造成旱涝保收田；沿河修堤防洪，砌碇步、架桥梁，方便往来；利用易经指导村民在宜居之地建房，用竹笕引山泉入户饮用。 境内溪涧纵横，黄槐运用虹桥原理，与工匠们用原木拱叠建桥。经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这项技术。此后，为了延长桥梁寿命，黄槐又在桥上盖廊屋。从此，木拱廊桥如长虹卧波遍布邑内，极大地改善了山乡的交通条件。为感恩黄槐的功德，邑人将其故里水库命名为“黄槐湖”。 一代清官，千秋敬仰。黄槐逝后，当地百姓尊奉他为大德至善之神，为其建庙塑像500多座。为缅怀黄槐，每年四季闽浙边界各地均举办巡游祭祀活动，至今传承千年不衰。 （五） 谢邦彦( 1100-？年),字廷美，号后洲先生，诗人，祖籍长溪绯洋漈源（今霞浦县柏洋乡柘头）村。谢邦彦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建炎二年(1128年)，谢邦彦中进士，时年二十八岁。绍兴年间出任浦城知县,后官至左朝请大夫,江西提刑。晚年，谢邦彦辞官回归故里时题书“耕读传家”作为家训，教育后人。 霞浦县柏洋乡柘头村谢邦彦塑像 谢邦彦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好学，受祖辈影响，博览群书。据传谢邦彦年幼读书时为免打扰,用梯子爬上草楼,让人抽走梯子，躲着读书。晚间，再架梯子爬出草楼。早上晚下,常年不断。谢邦彦“抽梯苦读”的勤学故事，在当地民间广为流传。 谢邦彦对《春秋》也颇有研究。《春秋》是儒学经典之一，儒学讲求尊师重教，以民为本，齐家治国。谢邦彦以德为政、安家治国的思想与他的家学渊源有很大关联。在文学上颇有造诣，他的诗集至今犹存，遗留的大多诗作体现出对家园山水的热爱。其中《霞浦山》诗句：“十里湾环一浦烟，山奇水秀两鲜妍。渔人若问翁年代，为报逃秦不计年。”谢邦彦娶妻溪南王氏，晚年，他在溪南长兴村修建一座谢氏府宅，退居乡里。诗中的“十里湾环”，指的就是溪南洋秀丽的风光。南宋初期，闽东设长溪、宁德、古田三个县，长溪县治在今霞浦。而诗题的“霞浦山”，实际位于溪南小红山的东南面，是小红山的分支。家乡的奇山秀水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他的诗作抒发了对家园的美好情感和怡然心性。长溪县后来改名福宁州、福宁府，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设府同时，又附设“霞浦县”。霞浦县名称即源于谢邦彦赋诗的溪南镇境内的霞浦山。谢邦彦的诗词作品在《八闽通志》《闽书》等方志均有记载。 谢邦彦的事业功绩和文学造诣，无疑成为谢氏家族的荣耀。晚年他辞官回归故里时题书“耕读传家”作为家训，一教育后人。耕读文化蕴含的内容有孝悌、仁德、敬业、勤俭、友爱等，因为谢邦彦的以身作则，耕读文化成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霞浦县溪南镇长兴村谢邦彦故宅及霞浦山 先辈的清风亮节和保家护国精神成为教育后代的典范。溪南乡的谢邦彦府宅至今依然保存完好的“官井”“宅里湖”。人们透过斑斓的光影追寻先人的生活细节，同时，也在追思一方水土对一方血脉的滋养。谢氏宗族的耕读传承屹立成一道不朽的风景，激励着后人。谢氏宗亲聚居的柘头村形成很浓厚的崇文重教的文化氛围，自明清以来，柘头村设立书堂三所，其中半岭书堂丘书院的教书先生都是中过秀才的饱学之士。到了晚清，乡村设立的私塾更多了，村中几乎人人都读过几年私塾，形成“日耕夜读”的风气。据说即使外地嫁进村里的文盲媳妇，耳濡目染，一两年后，也能提笔写门联。如今，谢氏后人中出了许多人才，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 谢邦彦受家学影响，为官清廉，心系百姓。任职期间，他根据地方实情为百姓办事，实行折征的办法为贫苦百姓减轻赋税，稳定和发展了地方经济。 南宋建炎十二年(1138年),谢邦彦任浦城知县时,因浦城地处闽北,是闽中、闽北地区进入江西、浙江的交通要道。当年福建的农副产品和海产品,特别是沿海食盐,闽北的茶叶、建宁的莲子、浦城的大米,宁化的贡米等货物经闽江而上,汇集到浦城观前村水运集散码头。当时的观前码头,成为闽货进入江西和浙江的枢纽区、大集市。所有货物运到观前码头后进行分流、然而转运向浦城城关的三山会馆,而后有的由陆路进入江西,有的运向闽浙交界的“峡口”站。最后进入浙江的杭州等地。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观前码头”这个大集散地、大市场自然成为当地的地痞恶霸的敛财地。当地恶势力陈世明仗势欺人霸占码头,控制水运,收过船费、保护费、水运费、水管费,巧立名目,坑害百姓,南上北出的商人深受其害，苦不堪言。群众、商人纷纷向新来的谢邦彦知县告状，强烈要求惩治黑恶势力。有一天陈世明特给谢邦彦送去黄金、书画等礼物,希望能维持他的码头阵地,继续经营、为非作歹。谢邦彦对陈世明的所做所为,早有耳闻目睹,本想要治理他,趁这个机会来个一窝端。谢邦彦以招集地方贤士开会的名义,通知陈世明等浦城县的“知名人士”到县衙门开会。陈世明提着礼物,带着五名手下来参会。 谢邦彦将百姓告状的事实,件件罗列在陈世明面前，告诉陈世明,眼前有两条路让他选择:一是没收财产及码头,还观前码头、市场一个正常的营商环境;二是将陈世明本人关押处置。陈世明选择了前者。谢邦彦将陈世明的“贿品”全部充公。并出告示:将陈世明在观前码头的财产充公。从此码头、市场恢复了正常运营,人人赞不绝口。 霞浦县柏洋乡柘头村谢邦彦雕像 谢邦彦在为官任上,体恤黎庶疾苦,大力申张社会正气,整肃贪官污吏。尤其是在任职提刑狱公事期间,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情,夜以继日清理冤狱。到任才九个月,就重审清理了1600多件陈年积压的冤假错案,让当事者心悦诚服,得到了百姓的交口称赞。有一次,他到杭州府所辖的周边县衙勘查一起多年前在当地轰动一时的杀人抛尸案。案由是城东的乡绅胡二懋一日瞧见城西的少妇杏花美貌出众,顿起歹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当街挑逗并遭拒绝。但胡二懋贼心不死,还多次引诱、纠缠,软硬兼施。甚至趁夜深人静之时潜入房内欲强暴杏花,遭其丈夫王琦的驱逐,且挨了一顿毒打。胡二懋趁其不备遂将随身携带的尖刀捅向王琦。杀死王琦后，胡二懋将尸首抛入塘中,企图毁尸灭迹。翌日清早杏花及家人到县衙门前击鼓喊冤,一起轰动全城的杀人抛尸案终被告发。胡二懋依仗家族权势,勾结官吏,县官重罪轻判,并未处以极刑,只是将其收监在押，此案在当时激起了极大的民怨。 谢邦彦翻阅了当年胡二懋杀人抛尸案的卷宗后,发现该案疑点重重。谢提刑的突然到来察访,跑去县衙喊冤叫屈的人立刻多了起来,身在狱中的胡二懋也听到了传闻,预感此事将对自己不利,便托人与家里取得联系,赶紧差人前往打点。隔日来人送上一个包裹到县衙,说是胡二懋家人孝敬谢提刑的“茶水钱”。收到重礼后,谢邦彦立即吩咐手下贴出告示,明日重审此案。 第二天,县衙门外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谢邦彦升堂后让人犯胡二懋上堂，问他是如何杀死王琦的?此时瘫软在地的胡二懋连忙辩解说，他并无杀死王琦的故意,只是在扭打中,王琦自己撞到刀口上的。谢邦彦继续追问抛尸池塘的过程。见到谢邦彦对案情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胡二懋从实招供。谢邦彦让人把贿赂之物呈上。当衙役取来包裹当众打开,白花花的银子洒满一地,听审者一片哗然。这包行贿的银子,谢邦彦就用来救济贫苦百姓了。 （六） 杨楫（1142-1213年），字通老，号悦堂，长溪县潋村(今福鼎市太姥山镇潋城村)人，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进士。与杨方、杨简同为朱熹高足，时称“三杨”。杨楫平生清廉有守，刚正不阿。任莆田县尉时，因闽帅程叔达对“逃田”现象应付了事，杨楫屡次上疏指责其过失，叔达表面信服而内心不悦，待杨楫任满至程府告辞时，程叔达怒曰:“尉格帅命乎?”杨楫不卑不亢徐徐陈对。最后被罢官，不久复出任安庆知府，后又任湖南提刑、江西运判，所到之处政绩颇著。 杨楫 巍巍太姥山，群峰罗列，奇变万状，如天施地设。山麓的潋城，就是杨楫的故里。潋城在唐宋时期称为“潋村”，村庄发祥较早，杨姓聚居其旁，叫作“潋溪”，村因溪而得名。杨姓迁居于潋溪的时间，据明永乐卢陵吴子恭《杨氏重续族谱序》载，是在唐咸通年间（860年—873年），其时有杨姓司马三公由浦城迁居长溪潋城，司马三公是潋村的肇基始祖。杨楫获得祖辈杨惇礼成册的手泽，视其为家谱，认为其源流更久，曾考证杨氏大概在唐代宗大历年间（766年-777年）迁居于此。可见杨楫是很重视家门渊源传承的，对家族的追本溯源，传达的传统行孝理念。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杨姓二十二世孙杨塽在《重建石湖东观志》中也提到，潋溪杨姓在大历年间迁居此地，可见潋村杨姓是福鼎境内迁居很早的一个氏族。传至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人才迭出，居官显荣。其中至十世时有杨惇礼，考中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与同乡黄荐可、林介卿号称“北乡三博”，建炎元年任监察御史。杨兴宗中绍兴庚辰（1160年）进士，少年时代师从郑樵，修《四朝会要》。 潋城古堡全景 潋水之岸的灵峰寺，始建于唐咸通九年（868年），其旧址是杨氏施舍山场田亩为子孙植福之地。宋嘉定四年（1211年）《重建灵峰寺记》的碑铭，撰述了灵峰古刹的兴衰更替。该碑文出自杨楫之手，这是他留给后人为数不多的一篇记文，也是记载太姥山寺院重要的早期文献之一。寺碑额八字篆书“重建灵峰宝殿之记”，碑文正书可以看出杨氏的源流分兴所出，具有很高的文献意义和书法艺术价值。在《记》的末尾，杨楫说：“以著大全之善于植立，而亦愧夫吾道之不行也。”这里，杨楫推崇道义，乐善好施，并反恭自省：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如果不能奉行善举，岂不惭愧！ 杨楫少年时代在家祠石湖观中读书，后来，有幸成为朱熹门生，并深得理学精髓，成为朱门最为得意的高足之一。朱熹在浙东担任提举时，弹劾台州知事唐仲友,但却遭到当权派王淮的冷遇，王淮提协陈贾为监察御史，郑丙为吏部尚书，攻击道学，并上疏言近日道学假名济伪，请求下诏痛革。庆元年间韩侘胄专权，贬斥理学，迫害理学人士。将朱熹等五十七人列入“伪学逆党籍”。有人甚至奏请宋宁宗诛杀朱熹等人。朱熹应闽东门生之邀，至古田、长溪等地避难、讲学。杨楫接朱熹到潋城家里，并依托石湖观立书院讲学，有不少人仰慕并追随学习，比如，长溪林湜与朱熹亦师亦友，还包括杨楫、孙调、高崧等人。现在的古祠址就是当年的石湖书院所在地，专门辟为杨楫祠，立朱熹像奉祀。祠门前立一碑：“朱熹讲学遗址。”门楣两侧镌：“溪流石作柱，湖影月为潭”，为朱子当时在此讲学时的联句，可惜原题刻没有流存下来。石湖书院在明成化十六年庚子（1480年），经潋城进士杨塽倡导，建成石湖东观，并作《重建石湖东观志》碑文，记叙杨楫从学朱熹事迹。杨塽在文中说杨楫“少登科第，居朝不阿，言行政绩，灿著辉煌。”这是后人对杨楫一生的概括评价。 朱熹至闽东、浙南避祸讲学半年多后，经原路返回闽北，归隐考亭。杨楫前往武夷山考亭侍学，还为朱熹《楚辞集注》作跋。杨楫点道：“……公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因注《楚辞》以见志。”可见他与恩师心有灵犀。朱熹在《答林正甫（林湜）书》中说：“通老（杨楫）在此，比旧顿进，知有切蹉之益。惜相去之远，忽起归心而不可留也。”表达对杨楫不可多留的惋惜之情。杨楫对朱子的敬重，就是传统孝道尊敬师长的体现，所谓事师如事父，就是传统儒学思想中的孝道文化。更可贵的是当朱熹遭受贬斥时，在“士皆远之”，避之惟恐不及之际，杨楫却主动亲近恩师，在生活、学术上均给予很大的帮助，表现出了传统士人的节操和风骨。 杨氏宗祠立面 杨楫为官时刚介有守，公事公办，绝不与人苟合。在莆田任县尉时，就碰上闽帅程叔达对当地田主逃跑而收不到赋税的土地，草草应付了事。杨楫多次进言劝说如此做事不妥当，闽帅非常不高兴。杨楫任期满之时上府，程叔达没有好脸色给他看，还发怒，说县尉你恪守本府纪律吗？而杨楫镇定自若，从容应对，一一做答，不卑不亢。杨楫官职虽丢了，但获得了同僚漕使林祈的钦佩，林祈对杨楫说，你一区区县尉，敢与主帅抗辨，实在是新奇的事啊！于是，举荐杨楫任司农寺簿，这个官职，在南宋时期，是掌握农业事务的，比如监管粮食积储、供应之类，是个六品官。杨楫乐于受命，并写了一份文书答谢，在答谢词中，他非常乐观地说：让我每天去叫卖出售米粮，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史料记载，杨楫写有数量不少的札谕，体现了他“进君子，退小人”的为人处事哲学。杨楫有一个很要好的陈姓同乡，劝他要主动去谒见有实力的王侯，以获得晋升的机会。杨楫问道：拜谒王侯通常要什么仪式？回答说：要给他王侯下拜。杨楫说：那我的双膝不能屈跪。从这里可以看出杨楫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淡泊情怀。 杨楫后来担任国子博士、少卿等职务，为官期间，他厉行廉洁，倡导节操，严禁奔竞之风。在办案行事中，讲究廉洁奉公，遇上有私人讲情，他总是应对：“台省纪纲，学有规矩，当各守其职，无相侵越。”以表明他立志忠于职守，奉行纲纪，规矩做官。 杨楫后期还从事朝散郎一职，期间著有《悦堂集》《得庵集》《杨楫奏议》。清秦屿人王学贞辑有《悦堂遗事》，序中说，杨楫随从朱子二十年，深得朱子器重。与长乐黄直卿交往最久，二人同是朱子的门生，相互砥砺，切磋学业，事例始末载于《朱子文集》《朱子语类》及《黄直卿集》。作为后人，王学贞十分敬重乡贤的儒学精神，传赞杨楫这种“威莫惕、利莫疚”的浩浩正气和百折不回的品质。 石刻楹联 大部分史料中，杨楫的生平细节失之记载，仅谱牒记有庆元六年（1200年）仲春，杨楫为族人作谱序，记载当时祭祖习俗：“纠合族少长，修其事于始祖祠下，既奠饮福，酒三行，抃执爵再拜，稽首而前。”“长者在前，少者在后，循循翼翼，举无废礼。”也描写村里重教兴学的风气：“其有在家塾党庠，率诸学积文，砥节励行，以世其家法。”从中可见杨楫作为一位饱读诗书的古代士大夫，重视长幼有序、诗礼致世的家风传承。 对曾一度走过辉煌的福鼎望族杨姓来说，杨楫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是这座有千年历史村落的骄傲，因此线帧的族谱中也给他保留了一个显赫的位置。 （七） 林汝浃（1178-？年），字伯深，号则庵，福建长溪县劝儒乡望海里九都（今福鼎市磻溪镇）人。资质聪慧，幼年通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并随父习武。年二十五入泮宫就读。擅长诗赋，出口成章；又因刻苦磨炼，武技压群。宋嘉定四年（1211年），中右科状元（武状元），两授閤门舍人，外放地方历知四郡。于知郴州任上告老返乡，在老家修建大洞庵（后称双魁书院），延聘良师课读儿孙，影响深远。 磻溪双魁桥 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磻溪林氏由浙江昆阳渡水越山迁徙于此。时逢战乱，惟该地因僻处闽荒，独呈磐石之安，得享隐居之乐。那时，林氏之始祖林遇常以商周时期垂钓渭水仍不忘社稷之姜太公自况，故名其地曰“磻溪”。越一百八十余载，稼丰廪足，市镇繁荣，人口日增，启蒙设馆应运而生。七世林光祖于宋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始创大洞庵，课读儿孙。 潘溪风光——车岭石板桥 沿袭林家尚武崇文的良好传统，林汝浃幼时一边在大洞庵读书，跟一个秀才出身的老僧习儒业，同时跟随父亲林樗习武，强身健体。 由于刻苦磨练，他练就一身好武技。同时，他勤奋好学，加上天性聪慧，几年间，学问大进，举凡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无所不通；课暇吟诗作赋，往往出口成章，亦可见其非凡的志趣。 相传有一日，他向邻居王铁匠购买剪刀，这铁匠亦颇风雅，偏要考他一番，命他以剪刀为题，即兴赋诗，如作得出，情愿赔本送他，作不成那就不卖。林汝浃略加思索后，开口吟唱道：“一双蒲剑两边开，几向红炉炼出来。寄语嫦娥须展手，蓝袍急剪为君裁。”（其一）“因缘一合一番开，用尽机关磨就来。全赖中间腰用力，罗衣长短任君裁。”（其二）王铁匠听毕，拍案叫绝，随即掏出一把锋快的剪刀相赠。 又一日，林汝浃到村头一位远房族伯家贺寿，这族伯也是读书人，厅堂摆设讲究，壁间书画琳琅满目，他见汝浃文质彬彬，十分欢喜，遂以壁上一副《松竹梅边鹿鹤图》为题，命其赋诗一首，汝浃脱口吟道：“鹿鹤昂昂梅竹前，松青竹翠鹤千年。莫教一日风雷发，松竹成林鹤上天。” 这深刻的寓意，远大的志向，使林老伯大为惊叹折服，从此爱惜不已，视同己出，帮助汝浃顺利完成学业。 磻溪林氏宗祠 林汝浃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考中武状元，那年，他34岁。 在我国古代，称考取武进士为“跳龙门”，李白曾说过：“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而通过殿试作为全国第一的武状元，则被世人叫做“独占鳌头”，实属不易。宋代殿试武举，始于仁宗。先试骑射，然后试策，“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可见，中武状元，光武艺高超还不行，还得有出众的文才和军事理论素养，要求文武兼备。《三山志》载林汝浃：“武举正奏，状元。字伯深，长溪人。閤门舍人，历四郡。”正奏即为正取，就是金銮殿上凭自己过硬的本事考取来的功名。 考中武状元后，林汝浃两次担任閤门舍人，负责执掌皇帝朝会、宴享时赞相礼仪，颇得皇帝青睐。一年中秋，宁宗赵扩与群臣登宴万花楼，令群臣咏新月诗以助兴，林汝浃即席奉呈一律：“高压群星出海涯，清光不许乱云遮。上悬碧落三千界，下烛红尘百万家。陶径柳疏金影现，谢庭帘卷玉钩斜。嫦娥特地通消息，报道君家有桂花。”宋宁宗阅罢，十分称赞。 若干年后，林汝浃外放地方，先后任英德、柳州、琼州、郴州等地知府（知州）。任上均清廉自守，节俭自处，节操无亏，而且还耿耿于国家大事、国计民生。《宋史全文》记载，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十二月，在知郴州任上向皇帝提出辞官时，还不忘递呈奏本：“丁未，知郴州林汝浃辞，奏至‘招刺军兵所补虚籍十不二三’，上曰：‘方今诸路兵籍多虚。’汝浃奏：‘诚如圣谕。’又奏：‘二广郡兵最少，臣守英德，目击其弊，不住招填。今须严督州郡招刺强壮，勿为文具，庶使各有武备。’又奏：‘浙郡楮滞钱悭，乞严秤提。’上曰：‘诸处会价亦未甚登。’奏云：‘会价正在人措置，旧楮民习低价已久，新楮亦须渐令流通，久而自信。’上然之。”林汝浃目睹国家兵员虚缺、军费冒领、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的积弊，谏言皇帝充实兵役、壮大武备、加强国防，同时严格货币管理，使之正常流通，对国家大计予殷殷忠告。 林汝浃沙画图 林汝浃所处的时代，神州板荡，就在他中武状元的1211年，成吉思汗南伐金朝，此后北边烽火不断，但南宋朝廷偏安南边，空有一身文韬武略的武状元亦无用武之地。端平元年（1234年），林汝浃向理宗皇帝告老回乡，理宗皇帝感念这位勤勤恳恳又默默无闻的武状元，传旨褒功，赐白银万两，派人在其故乡磻溪建盖状元坊和状元府。但林公生平不好铺张浪费，经再三请求，同意营建从简，宏伟壮观的状元府并未建成，只在林氏宗祠外建了一座石坊，仅花了五百两银子。余下九千五百两，一则在故居前开了一条九曲通道，九曲通道旁绕围墙贯穿整个村落，便利行人往来，因而此地就名“九曲里”；二则用来重修大洞庵。据磻溪林氏族人介绍，扩建后的大洞庵有单层五栋，四室一厅，后署名为“双魁书院”，两旁凿月池称凤鸾池，喻培养后人，造就人才。林汝浃和其子林健翁亲任书院山长，广收学子，延聘名师教育子孙，筹集公租（香灯田）三百担以供膏火束修之用。林汝浃这种拥有富贵而不求享受，把财富反哺社会的高尚品德，正是林家祖训“不求金玉富，但愿子孙贤”的真实写照。自此之后，簪缨继世，忠孝为则，诗礼传家，清廉自守，代出能人。 双魁书院作为林氏子孙受教之地，英才层出不穷。如与林汝浃同为八世的林桂发和九世林宋卫先后中进士。特别是十世林栋，字景硕，南宋明经，开庆初年，元兵入侵，林栋满怀一腔忠义报国之心誓为保家卫国。彼时，文天祥被委任为赣州知州，林栋追随文天祥，御敌抗元。景炎二年（1277年），元兵副帅李恒率骑兵驰救江西危急，文天祥苦心经营的江西抗元局面急转直下，进攻赣州的张汀、赵时赏部和进攻吉州的邹凤部，均被元兵击溃。元兵穷追不舍，在方石岭和空坑（今赣县空垌山）的战役中，宋军大败，林栋不幸被俘，元军许其以高官厚禄，诱其投靠，林栋严词拒绝，拒不屈服，饱受严刑拷打，同吴文炳、萧敬夫、萧焘夫等抗元名将在江西隆兴以身殉国。林栋赤胆忠心，舍身为国的情怀与林氏忠义家风一脉相承。 磻溪地处偏僻山区，但景致优美，峰峦叠翠之中曲水萦回，平畴交错，宛如画中仙境，而文教事业和清廉家风就如这自成单元的山中风景，令人瞩目，究其原因，与双魁书院的长期润泽教化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