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不渝 坚定前行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合作举办的培训游击干部的一个机构。它是在抗战最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联手培养抗日游击干部的一次尝试，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最具体的行动之一。它的成立对倡导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增强国民党部队长期抗战的信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各方赞同，筹划开班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平、津、沪、宁等地相继被日军占领。1938年10月下旬，随着日军新攻势的展开，广州、武汉两重镇又接连陷落，抗战形势异常严峻。就在武汉沦陷前夕，蒋介石于1938年10月在武汉召开高级军事将领会议，研讨抗战大计。朱德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应邀参加了会议。会上，朱德提出了国共两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即请中共方面拟订计划。
不久，周恩来同叶剑英一道研究制定出一份 “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由周恩来提交蒋介石。同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衡山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并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参加。会上，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对前一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情况深感痛心，但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表现则表示敬意。他们认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装备远远不如国民党军队，更比不上日军，但却依靠人民群众，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取得了不俗的战果，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
为此，蒋介石在作会议总结时提出了 “二期抗战（即进入持久阶段后），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 的方针。为了培养游击骨干，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蒋介石决定采纳朱德的建议，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班址设在南岳。蒋介石还当即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请中共选派一些既有一定实践经验，又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的干部来训练班任教。 接到电报后，中共中央旋即决定由叶剑英负责，带领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参加训练和工作。1939年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汤恩伯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因军训部长白崇禧的异议，以军事训练机构应隶属军训部为由，报经蒋介石批准，更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二人改任正副教育长。后来，汤调河南前线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李默庵继任教育长。第一期结业后，因西北亦办有同样性质的训练班，又将其改称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南班”，简称“南岳游干班”。
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战时的短期培训，因此机构比较精干，教学也相对简单实用。训练班本部设教务处、政治部、总务处、总队部、机要室等办事机构，另配有勤杂部队负责勤务保障。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训练实行政治军事并重，课目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类。
其中军事教育则以游击战术、游击战斗及爆破技术为主，共产党教官负责承担游击战略战术理论和游击政工课程的教学,国民党教官则教步兵战术、爆破、炮兵等课程。除了教官授课外，还邀请中外知名人士和领袖人物讲课、演说、作报告。如蒋介石曾亲自上阵作了《推行基本建设与实现三民主义》的演讲，白崇禧讲授了《关于游击战争问题》，还有两位法国记者到南岳采访时给学员们作了演讲。丰富灵活的教学内容既实用, 又有针对性，众多重量级人物的参与也令此班的名声越来越响亮。
意义重大，不可磨灭
总的来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创办初期,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合作比较融洽，它不仅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结果，也是当时两党合作的典范。但随着后来日本加紧对国民党的拉拢,促使国民党迅速 “右转”。从第二期开始,国民党已经全面采取 “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政策,公开制造磨擦。为顾全大局,共产党人在许多问题上都采取克制的态度以表明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的宽容和诚意。
1940年3月第三期结束后,经党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全部撤回延安。第四期以后，该班变成了培养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人才的场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也由此走向衰亡。但是，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的学员特别是前几期学员，分赴全国各战区和敌后战场,成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此外，在抗战前的国民党军队教科书中，游击战争一直被认为不正规，此班办后，国民党陆海军中几乎全部都开展过游击战。因此，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在抗战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