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江竹筠在狱中写给谭竹安的信，即著名的“托孤信”，纵14.5厘米，横12.5厘米。毛边纸质，自制“墨水”书写。全信共554个字。谭竹安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的发妻谭正伦的弟弟，中共党员。该信由监狱少尉看守、我党地下联络员黄茂才从狱中带出，秘密送到重庆市育才小学，交给谭竹安。1962年，重庆市博物馆举办烈属座谈会，会上提出要搜集整理烈士遗物的意向。这时，作为江竹筠亲属参会的谭竹安说，他珍藏着一封江竹筠牺牲前给他写的亲笔信。会后，谭竹安将江竹筠这封托孤遗书捐赠重庆市博物馆（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50多年来，随着歌剧《江姐》主题曲《红梅赞》为一代代中国人传唱，那个身穿蓝布旗袍，外罩红色毛衣，围着白色围巾，梳着短发的巾帼英雄江姐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江姐”，原名江竹筠，一位优秀的中共女地下党员，1949年11月14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重庆渣滓洞监狱，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江竹筠烈士
江竹筠，又名江竹君、江志炜。1920年8月20日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10岁时，江竹筠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11岁时，又进了重庆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憎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1939年，江竹筠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23岁的江竹筠与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彭咏梧假扮夫妻，组成“家庭”，作为中共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辅导中心。她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通信联络。他们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实际上还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为了安全起见和工作需要，彭咏梧建议江竹筠报考号称“民主堡垒”的四川大学。对只读过一年高中的江竹筠来说，考上大学谈何容易。但她向老彭保证：“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愿意拼命！”经过3个月的复习，1944年，江竹筠化名江志炜，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1945年，转入农艺系。在川大读书期间，按照中共川东特委的要求，江竹筠不转组织关系，以隐蔽为主。她在川大度过了两年短暂时光，但她对川大同学的影响却是持久而深刻的。看似默默无闻的她，用自己的方法积极引导学校进步学生和团体的活动。因此，在她后来艰苦而危险的地下斗争中，得到了一些川大同学的帮助。1945年，经组织批准，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假夫妻结成了真正的革命伴侣。1946年4月，江竹筠生育时遇到难产，当时彭咏梧不在身边，为了在地下斗争中轻装上阵，她大胆地做出剖腹产和绝育两个手术同时进行的决定。儿子彭云（小名云儿）出生后，她把爱子托付给彭咏梧的发妻谭正伦（幺姐）抚养。就这样，为了党的事业，江竹筠舍弃了再一次做母亲的机会和与唯一的亲骨肉团聚的机会。
江竹筠一家唯一的全家福
1946年江竹筠大学毕业后回到重庆，担任彭咏梧的助手，协助他处理相关事务，负责党内党外的日常联络工作。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江姐”。1947年，在“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学生运动中，受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指派，江姐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并在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担任中共重庆市委秘密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仅仅几个月，《挺进报》发行量达到1600多份，引起国民党当局极大恐慌。同年秋，彭咏梧奉命出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领导武装斗争。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1948年1月，彭咏梧在组织农村武装起义时不幸牺牲，其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江姐路过城门时目睹这一情景，心如刀绞。她在给谭竹安的信中曾经写道：“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的在我的心里。”于是，她擦干眼泪，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继续战斗在川东门户万县。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948年4月，伪装进步的特务打入《挺进报》的发行机关，敌人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同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姐不幸在万县被捕，被解往重庆行辕二处，后被囚禁于国民党军统集中营——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这里与白公馆并称“两口活棺材”。特务们看到江姐是一个年轻女子，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突破口。于是，他们软硬兼施，想尽各种办法，企图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领导川东暴动的党组织和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国民党军统特务对江姐用尽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残酷地将竹签钉进她的十指。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不屈，保守党的秘密。她说：“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江姐领导狱中的难友与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同志们亲切地称她为“中国的丹娘（即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女英雄卓娅）”。
为了革命事业，江姐可以舍弃一切，她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唯一的骨肉云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狱中，江姐和难友们一样的激动、兴奋。同时，她也预感到敌人可能会狗急跳墙。为防止不测，1949年10月18日（农历八月二十七），她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就是这封给谭正伦的弟弟、共产党员谭竹安的托孤信。当时江姐拖着受刑后还没完全恢复的右手，在狱友的帮助下，将吃饭时偷偷藏下的筷子磨成竹签，制成“蘸水笔”。然后蘸着由烂棉絮烧的灰兑水调成的特制“墨水”，在如厕用的毛边纸上写下这封遗书：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幺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甚么个样子。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甚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6月被捕）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蒋王八的来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若何顽固，现在战事已近川边，这是事实。重庆在（再）强也不可能和平、京、穗相比，因此大方的给它三四月的命运就会完蛋的。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
话又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蛋（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种）可能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
竹姐
八月廿七日
来友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谈。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江姐被特务秘密枪杀于重庆歌乐山电台岚垭，并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在江姐身上，融合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种精神。她是一位坚强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她怀着对革命事业、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无限向往，又舍弃了她难以割舍的一切……
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相继攻克重庆外围的国民党据点，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军在仓皇逃跑前，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志士进行了疯狂的大规模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重庆“一一·二七”大惨案，许晓轩、谭沈明、刘国志等近200名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解放后，大屠杀幸存者罗广斌、杨益言根据亲身经历创作了反映重庆解放前夕共产党人地下革命斗争和狱中斗争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红岩》，196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引起极大轰动，成为当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革命历史小说。它真实再现了包括江竹筠在内的一个英雄群体。平凡的幸福是人本能的向往，江姐或者江姐们慷慨赴死，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去拥有这样的幸福。之后，江姐的事迹相继被搬上了舞台、银幕和屏幕，家喻户晓，广为传颂，教育、影响和激励了几代人。歌剧《江姐》中的著名唱段《绣红旗》《红梅赞》等，几十年来广为传唱、经久不衰。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群众，都为她的英勇事迹和不朽精神所深深感动。
1964年10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歌剧《江姐》后和演员合影
2009年，江竹筠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江竹筠等革命先烈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执着追求、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共产主义精神的有机统一，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她曾激励几代中国人奋发向上，在新的历史时期，她仍然是激励中华儿女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