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珍谈我的求学时代

王志珍院士（2016年12月31日姚琴摄）

访谈时间：2016年12月31日

访谈地点：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王志珍院士办公室

受访人 | 王志珍

访谈人 | 刘锐、姚琴

整理人 | 姚琴、熊卫民

责 编 | 程莉

王志珍说，她是时代的幸运儿，但她始终怀揣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机会到来的时候，仿佛最后一班火车在她面前呼啸而过，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赶紧向它奔去，用力向上攀爬，最后总算爬上了火车。这些火车不会停留在站台静静等她，而她的贵人，为她赢得了一次次机遇。她的贵人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是从小到大的求学经历，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大好的研究环境，还有许多帮助过她的领导和同事以及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学生们。

刘锐（以下简称“刘”）：王老师，咱们先从您从小到大的读书经历说起，可以吗？

王志珍（以下简称“王”）：好的。我的运气比较好，从小学到大学，我上的都是颇有知名度的学校。1947年，我五岁就步入了学堂。起初在一所离家很近且不需要穿过马路的小学，这所学校不是好学校，所以第二年我就转学到一所所谓的好学校——上海工部局小学（解放后改为上海榆林区中心小学）。1951年，父亲去世，我们举家迁回老家苏州，我便在景海小学/江苏师范学院附小（东吴大学解放后改为江苏师范学院，所以附小也随之改名）上五、六年级。小学时候的我，用懵懵懂懂甚至稀里糊涂来形容比较确切。大约除了成绩名列前茅，只剩两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一是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成“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是新中国第一批红领巾，刚开始被任命为“二条杠”的中队副，后因在班上年龄太小没有号召力而被免去职务。第二件事是参加全区小学生演讲比赛。我校共有两个名额：一名是被推荐的，我记得是我班一位湖南籍饶姓女生；还有一名是抽签的，我就是那个“倒霉”地被抽中成为普通学生代表参加演讲的人。演讲的题目好像与“猫的脚爪”、“火中取栗”有关。我就这样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演讲”。后来到苏州，当时学生基本只讲本地方言，由于我在上海学过“国语”，所以还被选中在全市“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中担任角色。

解放前我国各地结核病猖獗，我的家人几乎都被染上结核。小学升初中时，我哥哥考虑到我年龄小，抵抗力差，不适宜与家人一起生活，就让我报考上海市的上海中学。上海中学历史悠久，解放前是省立高中（解放前使用过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等校名），解放后是上海市示范性高中，教学质量高。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它是寄宿制中学。那时中学都是全国统招，上海中学的入学竞争相当激烈，女生尤其如此，因为学校每年不多不少只招收72名女生——这个数字是由宿舍的床位数决定的。幸运的是，我在稀里糊涂中考上了。再后来，初中升高中时，每个毕业班有两个直升高中部的保送名额，我在稀里糊涂中不仅获得了保送名额，还获得一个在杭州参加夏令营的奖励，这于我而言真是天大的“升学礼物”。

刘：是按照成绩排名，选取前两名的学生来保送的吗？

王：不知道，大概吧。从上学起我始终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尤其在初中阶段，班上同学的年龄差距非常大。我入初中11岁，但同班同学中有的已经16、17岁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大龄同学多半在解放前因家境贫穷而中断了学业，解放后只要他们能通过考试，就可以在上海中学学习。这个政策好！他们能获得在著名中学继续学习的机会，体现了共产党让穷人在新社会翻了身。

初中时代的我个头还没长起来，始终坐在教室第一排，直到毕业我都没认全坐在后排的同学。也因为这样，我一直没有当学生干部的份儿。

父亲的过世让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经济来源。我没有新衣服，常穿家里旧衣服改的衣服；我没有零花钱，便不吃零食。但有一点，我从来不羡慕富裕同学的生活，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学习中。

姚琴（以下简称“姚”）：您的成绩很好，选择学校的空间很大，什么原因让您最终报考了中科大？

王：与我的哥哥、姐姐有关。我上大学前，我的姐姐已进入北大生物系，她是新中国第一批生物化学专业的学生。受她的影响，高考时我一心报考北京大学，在志愿栏中也填了清华大学的几个系。我哥哥在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工作（他在我上大学的第二年被科学院越级提拔为副研究员）。1958年，科学院举全院之力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是一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大学，是在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号召的背景下成立的。中国最顶尖的一批科学家亲自担当“设计师”和“园丁”：钱学森、郭永怀、华罗庚、贝时璋等先生不仅担任各系的主任，还亲自为学生授课，为新中国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尖端科技人才。我哥哥希望我未来能像他一样从事科研工作，建议我报考科大。最后我把第一志愿改为科大生物物理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王志珍（右）与哥哥王志勤和姐姐王志美在美国费城合影。（图片来源：2011年05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刘：你们班的王溪松老师曾提到过，当年在科大，贫困生可以申请奖学金。您申请过这笔奖学金吗？

王：不是奖学金，是助学金，分甲等、乙等，我没有申请过。那时我的哥哥已经在有机所工作了，他从每个月几十元的工资中分出十几元给我，用于支付必要的生活费，当然我还是没有零花钱的。我记得在我们班，有多位同学获得助学金。王溪松是我们班的支部书记，他写过一篇讲述他完全靠助学金完成大学学习的文章，非常感人。

刘：听闻您班上有几位高干子弟，他们与大家相处得很好。是这样的吗？

王：是的，有好几位。郭庶英与我是同班、同组、同宿舍。入学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甘共苦齐奋斗。他们没有受到特殊待遇，而且严于律己，和大家相处得很融洽。

姚：您和您姐姐的专业相近吗？两所学校在学科设置上有什么区别？

王：相近，她学的是生物化学，我学的是生物物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50年代末期，北京大学生物系率先在国内设立生物化学专业，我的姐姐是北大生物化学专业的首届毕业生。科大则于1958年在国内最早成立生物物理系，十分注重数理化基础教学，相对来说，这三门基础课的内容比北大生物系开的要多。科大的数理化课程分三个等级：A类、B类、C类，我们和高分子专业的学生一起学习B类数学和B类物理。这种配置非常好，不仅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数理基础，更为我们之后的科研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班五十位同学，后来在神经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结构生物学、分子生物学、航天医学、生物信息学、大型仪器、科学管理等领域都做得很好，这得益于扎实的数理化基础。

刘：您是受您姐姐的影响而选择的生物物理学，还是在报考时就心仪于生物物理学？

王：高三时，我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并不清晰，尽管我有当科学家的梦想，但是不知道该念什么专业，因为我对数学、物理、化学都感兴趣，而且每门课的成绩尚可，所以我很难在这几个学科之间做取舍。我曾跟着班上几位参加数学竞赛的同学一起做竞赛题，自我感觉良好，这还一度让我产生念数学专业的冲动呢。但我哥哥认为我的思维能力还没有达到学数学的层次，便告诫我不要读数学系。关于这一点，后来我的同班同学华陵与我聊天时也谈到，他的爸爸华罗庚先生曾说数学是最最艰苦的脑力劳动，对此我是绝对相信的，犹如攀爬珠峰，连6000米大本营都到不了又何谈冲刺珠峰顶呢？于是哥哥建议我读生物物理系。生物物理系的招生手册介绍道，生物物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要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知识来揭示生命的基本规律。我觉得这门学科果真适合我，就欣然接受了哥哥的提议。

姐姐也赞成我读生物物理专业。我的姐姐在北大生物系读书，到决定专业方向时，她选了刚成立且非常时髦的生物化学专业，我俩的专业都是当时生物学领域的新兴专业，算是“姐妹学科”吧！

刘：从你姐姐入学后，沈同和王镜岩先生是不是就开始教生物化学了？

王：对，沈先生和王先生是我姐姐的老师，王先生也是我姐姐的好朋友，沈先生还是邹承鲁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化学老师。沈同先生是出名的好先生。邹先生告诉我们，当年昆明的物质条件很差，他们考完试意外惊喜地受到沈同先生热腾腾的包子的犒劳。北大是新中国最早开设生物化学专业的，现在中国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材基本上就是沈先生和王先生编的，已经出了好几版，成为经典教科书。

我姐姐北大毕业后留校，教酶学，所以现在有些北大毕业生遇见我会说：“呵，原来你是王老师的妹妹”。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时，我曾有幸被翟中和先生邀去做学术报告。翟先生介绍我的时候说：“从今天起，咱们就称呼她王志珍了，不叫她王志美的妹妹了”。

刘：您姐姐毕业后一直在北大工作吗？

王：她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1978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她还是这批访问学者的副团长。这是由时任北大校长的周培源先生和美国有关方面达成协议促成并组织的。周先生深爱祖国，对中华民族大有担当，敢说敢做，在“文革”后期发表了要重视基础研究的意见，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远见！他是改革开放政策最坚定的执行者，促成了中国首批访问学者成功赴美，这种殷切的民族责任心令我敬佩不已。1978年圣诞节前夕，我去机场送我姐姐，见到了专程来为访问学者送机的周培源先生的夫人王蒂徵女士。我至今清楚记得她和我姐姐谈到这次公派赴美访问学者成行时说的一句话，“That’s too good to be true”，这也是我学会的一句以后经常说的英语。

刘：您在科大读书期间，哪些人或事令你印象深刻？

王：对我来说，印象深的是我们的课程多，安排得非常紧。除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这四大门（每门又包括好几门有关学科）占比最大的课程外，甚至还学习了机械工程类的课程，当然还有体育课。听说第一届（1958级）学生入校后就有一场摸底考试，有多人不及格。王家槐的成绩最突出，他来自数学出名的上海格致中学，是非常聪明的学生，后来他先后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哈佛大学做蛋白质结构分析，工作非常出色。

刘：摸底考试非常难吗？

王：1958级有个特殊情况，学生中有一定比例的调干生，他们部分来自于工农速中，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需有摸底考试。1959级基本没有调干生了。你对工农速中了解吗？

刘：不了解，愿闻其详。

王：工农速中即工农速成中学。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一些同志在战争年代得不到充分的教育，为适应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国家需要迅速培养有一定文化和技术素养的干部，于是开办了一批工农速成中学，选择一批对党的事业忠诚且有一定文化基础的、较年轻的干部进行快速教育培养。其中有些人经过工农速中的培养，被推荐上大学。还有一些人已经参加工作了，但他们较年轻且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也被推荐上大学。这两种类型就是我所讲的调干生。

刘：他们在学习上能跟上大家吗？

王：有的同学可能有一定困难，但他们学习十分努力。

刘：我曾听沈钧贤老师提到这件事。

王：沈钧贤、陈润生是我们班上成绩优秀的同学。我们班组织过一个 “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我和我们的班长于世文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班长是一位特别好的同学，那时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帮助我这个比较幼稚的同学提高思想，我们一起讨论功课，相处得十分融洽。

毕业时，他作为一名受过科学技术高等教育又具备良好政治素养的毕业生，被分配到中宣部工作。“文革”中他进入干校，改革开放后被挑选去香港华润公司。我曾和他开玩笑，说：“你现在当红色资本家了”。他说他是工人家庭出身，哪里会做生意，一切不过是从头学起罢了。后来我去香港出差，受到班长和他当高级记者的夫人的热情接待。

1958级、1959级都有一批像于世文这样的同学，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或科学院的各个机关工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进入科学院系统做管理工作。我相信有过科学思维训练的人做管理工作肯定效率会高。

刘：我曾联系过王溪松老师，向他询问大家的毕业工作情况，他对此比较熟悉。

王：没错，王溪松是学生干部，毕业后留校做行政领导工作，对这些情况如数家珍。

姚：王老师，资料上显示，学校创立之初，各个系的系主任给大家亲自上课，当年确实是科学家们亲自为你们上基础课吗？

王：在科大，系主任都由相应学科的研究所的所长担任。一级教授、学术大师亲自给学生上课是正常的，像华罗庚、郭永怀、钱学森、赵忠尧先生等等。贝时璋先生亲自给我们生物物理系的同学上课。贝先生讲话带有浓重的宁波口音，很多同学听不懂，我便为他们做翻译。童第周先生的夫人叶毓芬教授也是宁波人，她给我们讲授胚胎学。叶老师上课时的气度我至今印象深刻，她穿着浆洗过的雪白笔挺的白大褂，胸前别着一枚漂亮的胸针。叶老师说一口宁波话，许多同学听不明白，我却很享受。数学课（微积分）是大课，我们与高分子专业的同学一起上， 老师讲得特别好，而且颇有谦谦君子风度。一般生物学的基础课并不多，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则由所里来的老师主讲。林治焕老师当年三十多岁，是一位十分优雅的女士，她用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讲生物化学，极其清楚。她是王绶琯先生（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南仁东先生的博士导师）的夫人。后来王绶琯先生为培养青少年中的科学苗子，创办了“大手拉小手”，我也积极参加了其中的活动。讲物理化学课的是鲁阳老师，毕业于复旦大学，好像在“反右”中受到一点冲击，但科学院聘请他来科大教书。事实上，在“反右”运动中，科学院的右派打得最少，听说这得益于张劲夫书记向毛主席的谏言得到毛主席的同意，科学院的一大批专家因此得到了保护。张劲夫院长的女儿张佩华也是我们上海中学和中国科大的学生。

刘：张佩华也是科大1959级的学生？

王：她是1959级1系（原子核物理系）的学生。张劲夫同志是我特别尊敬的一位领导。至今我仍记得 “文革”期间，他被造反派强制在我所在的动物所楼扫楼道。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经历过革命的血与火考验、为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导，又是十分理解并帮助知识分子的领导，能找出几多人呢？现在却……2015年夏天，我去参加张劲夫书记的遗体告别仪式，我对张佩华说，我们永远忘不了我们科学院的张劲夫书记，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刚才说到鲁阳老师，有些同学不喜欢听他教的物理化学课，常有人在这门课中考试不及格，为此系里还做过调查，也曾认为是老师的教学有问题。我觉得鲁阳老师讲课是好的，且有趣。他有一套灵活出题的方法，一部分是必答题，一部分是自由题，对后者，我们可以自由发挥对该问题的看法，我喜欢这种出题模式，也喜欢物理化学这门课。很遗憾，听说鲁老师后来自杀了。

之前我曾提到过，1958级的同学有入学摸底考试，到了我们1959级就取消了。但入学后的第一次数学考试，由于有的同学还没有适应大学学习，成绩差距也较大。我和另一位上海女生黄芬得到了“5^-”。那个时候要求“一个都不拉下”、“齐步走”、“全5分”等等，现在看来是不必提倡的，不是真正的启发式教育和个性化教育。“全5分”不说明问题，“齐步走”也没有必要，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兴趣和优势可以发展。

姚：老师们普遍提到科大紧抓学生们的理化基础，大学五年，你们确实上了三年数理基础课吗？是不是每个学期都要上？

王：是的，科大强抓学生的数理化基础。前三年的每个学期，我们都学习不同的数理化课程。

姚：徐洵院士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科大的学生上课时是较为自主的，如果一位老师所讲的课枯燥乏味，大家就会拒绝听课并在课下自学，期末仍能考出高分。老三届的学生有这种做法吗？

王：我们六十年代的同学都很守规矩，基本不会无故翘课。在当时的环境下，学校有些军事化管理的味道，学生们是绝对遵守纪律的。现在的大学生有必修课与选修课，可以自主选择。我们当年上相同的课程，即使不喜欢也没有人会翘课，我们基本上都是很听话的好孩子。有一门解剖课由江原生老师讲授。他写过一本“狗的解剖”的书，所以以狗的解剖为主线授课。他有口音，把“狗”发音成“giu”，我们虽然是听话的好孩子，也难免忍俊不禁。我不太喜欢解剖课，但觉得解剖学是做生物学的基础，还是要学好的。

事实上，我们不仅不会逃课，而且在困难环境中能坚持上好课。三年困难时期，冬天我们在101教室上课，暖气供应不足，我们穿的老棉袄不保暖（那个年代没有羽绒服）。女生每月定量24斤粮食，男生30斤，副食品缺乏，每到上午十一点我们就开始感到饿了，但我们的老师极其负责认真地讲课，这段记忆十分深刻。

刘：一个月定量二十四斤？

王：是的。早上二两，半个窝头一碗粥。中午和晚上各三两，一个半窝头或馒头，少有米饭。那时大家与党和国家一条心，一起克服困难，没有任何怨言，其实这已经是党中央出于长远考虑对大学生的特殊照顾。工人农民生产出了全国人民的必需生活品，中央却首先保证我们。除了感谢他们，我们必须坚持好好完成学习任务。

现在副食丰富，女孩肯定吃不了二十四斤粮食。大学时我是体操队队员，有一次走平衡木，头晕从木上掉下来。医院检查报告显示我的血色素只有7.5g，为此我还在医院住了几天，医生批评我血色素过低怎么还敢剧烈运动。那时不懂事嘛。后来学校规定不做剧烈的锻炼活动，体育课上太极拳。

姚：听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北大的学生为节省体力，节省粮食，往往是上午上课，下午就在宿舍里躺着休息，科大这边有相同情况吗？

王：我们没有这种情况，大家正常读书学习。

姚：学习任务重，作业量多，学生是否经常在自习室通宵学习？

王：当时确实有很多人“开夜车”学习。我没有“开夜车”的习惯，为免给人造成不用功的印象，我也开过一次夜车，结果第二天精神很不好，影响听课，之后我就再不干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总的来说，我的作息较规律。回国后的二十多年间，我通常早上八点半到实验室，带上前一天自己准备的中饭和晚饭，一天分三段时间工作，直到晚上十点半回家，十二点睡觉。基本上一周工作七天，节假日也基本都在实验室。但我也抽时间打打网球、羽毛球，爬山、练瑜伽。最近几年，工作时间减少了，工作节奏放慢了，运动也只有走路了。

姚：那时候你们在学习之余还要参加生产劳动。这些劳动占据了你们多长时间？功课紧张吗？

王：我记得一年得外出两次参与劳动，我们的脚步几乎遍及北京周边的所有县。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听人说要去延庆、密云、怀柔旅游，很是惊讶，因为这些地方对我来说都是劳动过的农村。印象深的是延庆，伙食只有玉米贴饼子和咸疙瘩。没法想象这些农村或县城如今已发展成旅游胜地，近年来还都已发展成“区”。延庆发展得很好，将要承担2022年的冬奥会；而怀柔则将成为中国最大的高科技城了。

姚：大跃进运动时，北大的学习秩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同期科大的学习秩序是否受到破坏？在反右倾运动中是否受到了影响？

王：关于“大跃进”运动，你们要去问1958级的同学。我在科大遇到了“反右倾”、“反苏修”运动，我们确实参与了较多的学习讨论。对我个人而言倒是收获颇丰，因为我以前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国内外时事的学习。但学校始终保证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刘：我们曾拜访庄鼎老师，他说科大令他印象最深的是教学特色，可以概括为“重紧深”三字。您对这三个字有哪些感悟？

王：我们的课程中，基础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所占的比重大，难度深。我们还学习许多其他课程，因此学时就被排得很紧。庄鼎老师对我们科大的学习状态的描述很确切。解放后“一边倒”，新中国采用苏联的教育模式。我认为我接受的基本上还是“填鸭式教育”， 不知我的同学们是否有不同看法？老师们高度敬业，往往一堂课要准备几十个小时，向学生教授或“灌输”尽可能多的知识。我记得我的笔记密密麻麻，还创造了自己的“速写”，整理后的笔记似乎“记录”了老师的讲课。应该说我们打下了扎实的理化基础，但基本上还是灌输式教育的产物。有人说，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我想是对的。我们那时还是较多关注解决了的问题，即答案；而忽略对问题是如何发现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过程。我最近在看马斯克（Elon Musk） 的书，我想我属于“冒险精神没有，创新能力极差”的人。

施一公、潘建伟、陈十一、饶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研究生教育，对西方教育系统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思考，现在在办一所由社会力量捐资的新型高等学校——西湖大学，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希望为解决多年来困扰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蹚路，为建设更多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提供借鉴和参考，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

我没有受过专业、系统的研究生科研训练，大学毕业时想报考上海生化所的研究生。当年生化所是中国生命科学领域最有名的研究所，所长是王应睐先生，还有“四大金刚”。

刘：我也曾听过“四大金刚”这种说法。

王：“四大金刚”指钮经义、邹承鲁、曹天钦、王德宝四位先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大腕儿”。他们从英美留学归国，学习了西方最先进的生命科学知识，是中国生化界有影响力的人物。龚岳亭、许根俊、杜雨苍等较年轻的一批人在合成胰岛素工作中也做出了优秀成果，所以生化所有非常强的人才结构网。生物物理所1958年才成立，贝老早年留学德国，杨福愉先生留学苏联，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太多在国内有影响的科学家。那个年代，生化所的科研实力比生物物理所强。但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生物物理所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界科研实力最强的研究所之一。最近十年，高校的发展势头使全国科研教育形势产生了新的变化。我们的老师沈淑敏——陈芳允先生的夫人，我们的副系主任，当年跟贝先生从上海来到北京参与筹建生物物理所——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但她不支持我们报考其他单位的研究生，劝说我们留在生物物理所，显然她希望为生物物理所留下科大毕业的好学生。我们班只有沈钧贤考了植物所汤佩松先生的研究生，其他人放弃了读研计划。

刘：很多老师都提到，您擅长体操，关于体操的故事，您是否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

王：高三毕业我差点就去读体育学院了。1958年我读高三，正值“大跃进”运动，到处要“放卫星”。上海中学要放一个“体育卫星”，就将我们体操校队的部分队员送到上海师范学院体育系进行攻坚培训（印象中有同学去射击队参加训练，后来成为国家队的队员）。高三是大学备考的一年，我不愿意脱产半年去训练体操，这无疑将影响我的大学入学考试。我的哥哥倒是安慰我说没关系，只要我能坚持白天训练，晚上自学，高考我准行。我的哥哥是一位共产党员，他始终觉得服从组织的安排是第一要务。我听从了哥哥的建议，白天与体操专业学生一起接受正规训练，晚上坚持自学。半年后我参加了一级运动员考试，但我们去上海师范学院体育系的这批学生中好像只有我获得了体操一级运动员证书。但也正因此，报考大学志愿时我被学校要求报考体育学院。我从小喜欢数理化，一心想要报考著名大学的理科专业，对这个安排我十分抵触也十分害怕。在全校的一次活动中，我们班还出演了一个《帮助王志珍服从分配》的节目。但后来，我又突然被通知允许报考一类（理工科）大学。我毫不知情学校改变主意的原因。几十年后，我见到中学班主任白宰理老师，和他谈起这件事情，他只说了一句：“你是三好学生嘛”。白宰理老师于上海中学高中毕业，随后被留校工作。“留校”通常是被组织信任、培养和期望，但也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他后来担任学校的领导工作，是一位受学生尊敬和佩服的好老师。

刘：几位老先生还曾提到，您来科大上学后，一直没中断体操训练。

王：体操校队每天要训练的。还有一件事，也与体操有关。我入学未满两个月的时候，清华体操队来科大向我们介绍清华的运动队，欢迎我转去清华。其实，清华每年会在上海做招生宣传，我在上海交大就看过清华的大型文艺演出，他们表演朗诵、雕塑剧、独唱、合唱、舞蹈等等，内容精彩，水平颇高，非常吸引中学生。他们的运动队又是高校中最有实力的，而科大才建一年，连宿舍都是借住的，哪有像样的运动队和运动设备？小姑娘爱体操，人家又上门来请了，当然会心动。我就向学校提出了转学申请，随即遭到坚决拒绝，于是也就不再吭声了。那几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有关原子物理的系都定为1系，至少清华和科大是这样，也是最受追捧的热门系。我们系的闫沐霖同学入学后坚决要求转念原子物理系，最后如愿转到了1系。多年后我见到他，他做得很好，是业务骨干。后来科大是全国高校中至少是最早允许学生在入学第二年转系或转专业的大学。这种充分发挥学生的兴趣和特长的做法，其实是培养人才的好办法。

刘：科大的生活除了紧张学习外还有什么？

王：科大其实也有丰富的课外活动。郭校长提倡“寓教于乐”，主张“学校应当有适当的文娱活动和弦歌之声，以陶冶情操”。我每次都积极参加学校的田径比赛、篮球比赛、文艺比赛。我们班请物理系的陈伟力同学教我们排练锡兰的“罐舞”，用各色床单裹在身上当纱丽（多有意思！），我们还排演了东北的《小拜年》，广西的《刘三姐》，演出极其成功，演员和观众都无比高兴。我们有幸观看郭校长创作的戏剧，如《蔡文姬》。他还请我们看豫剧《杨门女将》。郭庶英告诉我，他爸爸说中国的地方剧具有极其高深的艺术价值，应该好好挖掘、保护和发展。我一直记得在一场周末的篮球比赛后去隔壁的政治学院看“青春之歌”电影。生活好阳光，好灿烂，好充实，好幸福！但我也曾因看电影、看演出挨过两次批评。

有一次学校礼堂播放一部我非常想看的电影，但我没有票，于是我与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好像是丁荣源）做了一个爬进去的决定。礼堂外面有一个楼梯与舞台旁边的灯柱相近，我们爬上楼梯后顺着灯柱下溜到场内看电影。后来系里知道了我们爬进去看电影的事情，将我批评了一顿，其实老师是关心我们的安全。

我特别喜欢舞蹈，有一次听闻东方歌舞团有演出便激动不已，于是大家请庶英帮我们买票。庶英虽然是高干子弟，但她个性豁达、乐于助人，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我与郭庶英同班、同小组、同宿舍五年，现在想来我们的缘分真不浅。那些年城市交通很差，为及时赶到剧场，赶不上吃学校的晚饭就空着肚子兴高采烈地去看演出了。演出结束后我们很饿，就在西单买了点吃的，费了一番折腾直到深夜才回到宿舍，紧接着迎来了第二天的考试，系里得知后将我们集体批评了一顿。

刘：王老师，以学生的视角，您感觉科大与其他学校的最大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哪里？

王：校风。学校成立之际就树立抗大的校风。北大与清华的创立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在长期的办学中形成了他们各自的校风。我们科大是一所新中国创办的崭新的学校，受到了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如转业军人担任行政管理的老师；政治学院还提供部分房屋作为学生的宿舍。学校设立的很多系或专业也是为国防军事服务等。别的系有许多学生被分配到军队的相关研究所，生物物理系偏向基础科研，我们班只有一位同学被分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我们的校歌《永恒的东风》里也能感受到这种抗大精神。但是实际上，这所新学校受到的政治干扰反而比清华、北大少，科大的学风淳朴，学生们的思想单纯，大家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学习中。

刘：您还记得自己的毕业论文吗？

王：大学最后一年我们班都集中到中关村。前段时间我去中关村开会，路过自动化所的时候突然勾起了这些回忆。大五那一年，我们在自动化所旁边的一栋楼里上课，在计算机所的一栋楼里住宿，最深的印象是大房间住很多人。最后几个月是到生物物理所的不同实验室做毕业设计。我的毕业设计很简单，与现在的学生们的毕业设计无法比拟。我被分配在杨福愉先生实验室的一个小组。这个组需要培养噬菌体，安排我的工作是提高噬菌体的浓度。我做的实验就是将噬菌体培养液装进透析袋，放入聚乙二醇中，依靠聚乙二醇吸水的特性吸收噬菌体培养液中的水分，以此提高噬菌体的浓度，随后测定噬菌体效价。这只是一个小实验，对我的毕业论文就只有这点印象。现在我们对学生的毕业设计提出的要求较高，要求学生应对科学问题从选题、实验设计、技术学习，到结果分析有较全面的理解，尽管只是做其中的几个实验。

刘：毕业论文举办了答辩会吗？

王：应该是有的吧，只是我对此印象不深了。

刘：寿天德老师也表示对答辩会没有特别大的印象，但他也提到杨纪珂老师的生物统计学计算量大，纯手工演算，印象十分深刻。

王：寿天德为人和性格非常好，学生时代他是党支部委员。虽然我们在校期间打下了扎实的数理化基础，但我认为我做实验的功底很不够，加上毕业十多年没有机会做实验。后来在德国的实验室，美国的实验室，特别是在邹先生的实验室才真正做了研究，与如今这些从二十岁就开始做实验的Ph. D相比，我在实验上的训练是很薄弱的。为了弥补那丢失的十多年，自从我获得做实验机会起，我便每天都泡在实验室，日复一日、早出晚归、雷打不动。有一次为了不失去两周才轮到一次的荧光实验，我坚持在6级大风大雨中从家骑车一个多小时赶到实验室，顾不得全身被淋湿，立即着手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