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纪委监委推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百问百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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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党员依法受到政务处分、任免机关(单位)给予的处分、行政处罚，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党组织可以根据生效的处分、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经核实后依照规定给予相应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其中，党员依法受到撤职以上处分的，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处分。”

这里的“行政处罚”，是指党员受到行政执法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给予的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

在给予党员党纪处分时，除依据行政处罚决定外， 还应当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相关证据材料进行审核， 确认违纪事实是否存在、定性是否准确等。在办理行政机关移送的行政处罚案件中，对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进行核实是必经程序，不得直接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党纪处分。行政处罚决定书是纪检机关作出处理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特别是行政处罚决定书较之于司法机关判决、裁定，不是终局性裁决，当事人不服还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也就是说问题处理尚有一定的变数。纪检机关必须对事实、证据进行核实，将调查认定的违纪事实与其本人见面核对，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并如实记录、及时核实，合理的予以采纳；不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

需要指出的是，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相关规定明确要求对依法受到行政处罚的监察对象，需要给予政务处分的，应当由相关监督检查部门办理立案手续；追究党纪责任的做法与此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三款对前述做法予以重申，明确规定:“对依法被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监察对象，需要给予政务处分的，应当依法办理立案手续。”

根据上述规定，对党员依法受到行政处罚的，党组织可以根据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经立案核实后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给予其相应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其中，党员依法受到撤职以上处分的，应当依照《纪律处分条例》规定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党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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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受到其他处分，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党组织在对有关方面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进行核实后，依照规定给予相应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这里的“其他处分”，是指除监察机关作出的政务处分以及任免机关、单位依法作出的处分外，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对所属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内部规章制度的行为给予的纪律惩戒。包括3种：

一是事业单位或者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依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规定，对事业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以外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给予的处分，处分种类包括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开除4种。

二是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对违反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劳动纪律方面的规章制度的职工（不含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给予的纪律处分。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制定劳动纪律方面的规章制度，在内容上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在程序上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并予以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三是行业协会、商会等其他社会组织对其会员违反目律规则和协会章程的执业行为相应给予的纪律惩戒。比如，《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自律管理和纪律处分措施实施办法》规定，对个人会员实施的纪律处分措施包括警告、行业内谴责、公开谴责、不得从事相关业务、加入黑名单、取消基金从业资格、协会规定的其他纪律处分措施。

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受到其他处分，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在处理程序上与《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党员依法受到政务处分、任免机关（单位）给予的处分、行政处罚，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党组织可以根据生效的处分、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经核实后依照规定给予相应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的规定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其他处分”决定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不能直接作为党纪处分决定的依据，须先立案核实、依照规定将拟作为党纪处分依据的问题形成违纪事实材料与被审查党员见面核对，之后再确定是否可以作为党纪处分决定所依据的违纪事实。

作出处分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所在党的组织依照《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等规定，对系党员的受处分人具有党纪处分批准权限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作出处分后暂不下达处分决定，而是与党纪处分决定同步下达，以免先行下达的处分决定认定的违规事实与党纪处分决定认定的违纪事实出现差异，造成工作上的被动。

作出处分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所在党的组织依照《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等规定，对系党员的受处分人没有党纪处分批准权限，如给予党纪处分需要其上级党的组织依照规定履行处分审批程序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作出处分后暂不下达处分决定，而是与党纪处分决定同步下达，以免先行下达的处分决定认定的违规事实与党纪处分决定认定的违纪事实出现差异，造成工作上的被动；如给予党纪处分需要其他党的组织依照规定履行处分审批程序的，可以先下达处分决定。

需要说明的是，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受到其他处分，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党组织在对有关方面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进行核实后，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依照《纪律处分条例》分则中相应条款或者纪法衔接专门条款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据此，对企业职工不遵守该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劳动纪律方面的规章制度的，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的情形，可以转而适用《纪律处分条例》纪法衔接专门条款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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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私自阅看、浏览、收听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所列内容之一的报刊、书籍、音像制品、电子读物，以及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监督执纪中理解和把握上述规定，需要注意以下3点：

一是第五十二条第三款是这次《纪律处分条例》修订中新增内容，但并不意味着该款规定的行为在2024年1月1日前不构成违纪，以往此类行为通常是依照2018年《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九条或者2015 年《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二条等规定，按照违反党的政治规矩性质定性处理。

二是关于“阅看”与“浏览”的界定。“阅看”是指详细仔细地看；而“浏览”是指大略地看，快速地简单看一下。将“阅看”与“浏览”并列规定，涵盖了观看或者说阅读的各种情形，严密了制度规定。

三是关于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出版物等的界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所列内容之一的报刊、书籍、音像制品、电子读物，以及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均属于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出版物等，其中的出版物就是《出版物鉴定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项所称违禁出版物，是否属于违禁出版物，应当委托所在行政区域内省级以上承担出版物鉴定职责的出版主管部门（中央和省级地方党委宣传部门）)和出版主管部门所属的承担出版物鉴定职责的机构进行鉴定；其中的“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是否有严重政治问题，可商请前述省级以上出版物鉴定机构进行审读，出具审读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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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结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韩某结交‘政治骗子’谋求职务提拔案”（2023年指导性案例第3号），监督执纪工作中理解和把握“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需要注意以下9点：

一是《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是此次修订新增的内容，但并不意味着该款规定的“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行为2024年1月1日前不构成违纪，以往此类行为通常是依照2018年《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九条或者2015年《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二条等规定，按照违反党的政治规矩性质定性处理。

二是关于“政治骗子”的认定。“政治骗子”是指通过冒充或虚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朋友、身边工作人员，有特殊背景的专家教授、学者智囊、“大师”等方式设计身份伪装，或通过伪造领导干部图文影音资料、虚构与领导干部交往经历、传播政治谣言、制造内部消息、假意“牵线搭桥”等方式设计行为包装，以“提拔重用”“摆案抹案”等政治利益为诱惑骗取他人信任，谋求攫取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等不正当利益的人员。“政治骗子”行骗的套路通常是虚构特殊身份背景，散布所谓“内幕消息”，把自己包装成“有来头”的神秘人物，故弄玄虚骗取信任，进而骗钱、骗物，甚至插手人事安排、工程项目等。在问题处置线索、案件查办中，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研判“政治骗子”的身份伪装：虚构本人身份；冒充领导干部身份；冒充领导干部的亲属、朋友、身边工作人员，虚构领导干部的亲属、朋友、身边工作人员等密切关系；冒充或虚构专家、学者、“大师”等特殊身份或政治背景；其他通过冒充、虚构方式，诱使他人误信具体特殊政治背景和身份。同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研判“政治骗子”的行为包装：伪造领导干部的题词、书画或者合影照片、音视频材料等；以传播政治谣方式营造掌握所谓“内部信息”的假象；通过“打电话”“发信息”“组饭局”等方式营造领导干部为其“站台”的假象；通过乘坐高级轿车、穿着名牌服饰、出入高档场所等方式或者借助党政关周边环境包装身份、营造“有实力”的人设；其他营造假象行骗的行为。

三是准确把握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的动机目的和行为表现。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主观目的一般是为了在政治上搞投机钻营，主要有以下几种行为表现：第1种是搭“天线”跑官要官。有的党员干部不安心本职工作，企图通过“政治骗子”的所谓“人脉资源”，为自己的职务提拔、岗位调整“铺路搭桥”。第2种是找关系“消灾解难”。有的党员干部触犯党纪国法后，不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却将希望寄托于通过“政治骗子”找人疏通关系，企图逃避惩处。第3种是其他不良政治目的。比如，有的猎奇心理较重，为打探所谓“内部消息”；有的为谋求荣誉表彰、捞取政治资本；有的为满足结交权贵的虚荣心，给自己营造声势。

四是关于被“政治骗子”利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近年来，个别党员干部心术不正、官迷心窍，不把心思用在干好工作上，而是处心积虑投机钻营，搞攀附、找靠山，妄图得到“贵人”的帮助走“捷径”，通过政治投机谋求职务晋升，以致掉入“政治骗子”的“陷阱”，被“政治骗子”利用，成为“政治骗子”攫取巨额非法财物，插手人事安排、工程项目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这种行为表面上看是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跑官要官”或者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实则反映出这些党员干部政治意识淡薄、纪法底线失守，野心膨胀、贪欲横生，不信组织信关系，不走正道“抄近道”，肆无忌惮弄权谋私，勾兑“政治利益”，属于典型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行为，严重污染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损害党的形象和声誉，政治危害极大。

五是认定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等搞投机钻营行为，均要求党员干部具有谋取不正当政治利益的动机，主观上明知其结交的对象系“政治骗子”，或者根据结交对象的行为表现应当知道其系“政治骗子”。

六是注意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等搞投机钻营行为，与搞政治攀附行为的区别。两者之间不存在条规竞合，在通过搞政治投机谋求职务提拔重用或者其他政治利益方面，前者是通过结交“政治骗子”的方式，不可能实现其目的；而后者是通过与党员领导干部搞人身依附关系，有可能实现其目的。在结交对象上，前者结交的是“政治骗子”，且在结交后主观上已经对此明知，但抱有幻想；而后者结交的是所谓有“后台”的党员领导干部。

七是注意收集固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的证据。实践中，可以根据党员干部与“政治骗子”交往的时间长短、密切程度、是否利用职权违规为“政治骗子”谋利、所在地区（单位）干部群众评价、舆情反映等方面的证据，综合判断是否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以及不良影响的严重程度，视情节给予党纪处分。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时间较短，发现被骗后及时终止交往，或者未给“政治骗子”办事谋利，情节轻微的可统筹考虑事实证据、思想态度、悔过表现、查处效果等，不予处分或者免予处分，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检查、予以诫勉或者组织处理。

八是查处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案件，要深入核查有无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和其他涉案人员。实践中，“政治骗子”在党员干部落人圈套后，往往会提出各种请托事项，利用党员干部职权非法谋取利益；“政治骗子”还惯用“组饭局”“攒人脉”等方式，通过受骗的党员干部，不断扩展“围猎”对象。因此，在查办此类案件时，要注意深挖背后的请托事项、利益勾兑、团团伙伙、被骗巨额钱款来源等问题，查明有无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和其他涉案人员。

九是要全面充分评价结交“政治骗子”案件。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后，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违规为“政治骗子”在组织人事、审批监管、资源开发、大宗采购、工程招投标等方面谋取利益，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司法活动、执纪执法活动，根据有关规定已构成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等行为的，如情节较重，仅单独认定构成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行为或者其他性质违纪违法行为，不能体现其违纪违法问题全貌，不能完整、充分、全面反映其行为本质和政治危害的，根据充分评价原则，按照全面从严治党和对公职人员从严监督管理的要求，在定性处理时，对其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结交“政治骗子”行为和其他性质的违纪违法行为，可以分别认定，合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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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此次《纪律处分条例》修订，将2018年《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一条中“情节较轻”修改为“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更进一步明确了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必须具有政治危害。

监督执纪工作中理解和把握阳奉阴违的“两面人”，需要注意以下3点：

一是关于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的本质特征。党章第三条第（五）项规定，党员必须履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的义务。从行为构成来说，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的本质特征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表面上遵从，暗地里违抗，是政治上蜕变的突出表现。

二是关于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与自行其是，以及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这3种违纪行为之间的区别。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自行其是行为表现为搞山头主义，在本人主政的地方或者分管的部门拒不执行党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连表面上表态执行落实都没有做到，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违纪行为，应当给予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党纪处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行为则表现为表态调门高、口号喊得响、行动不落实，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应当区分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而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则表现为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上表面上表态坚决落实，但背地里却拒不执行，应当区分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三是关于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在监督执纪实践中的误区。监督执纪中发现，有的纪检机关没有准确把握此类行为的本质特征，将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混同于实践中通常所讲的“两面人”，离开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这一前提，去错误认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其中主要有3种突出的错误认识：第1种是将党员干部台上大谈廉洁、台下大搞腐败的认定为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如在警示教育大会上、在民主生活会或者组织生活会上大谈廉洁，立案后查实其严重违纪违法等。第2种是将党员干部高举党章谈信仰、暗供佛龛拜鬼神的认定为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如在理想信念方面，表面上高谈马克思主义，背地里却一心向往西方自由主义。第3种是将党员干部在不涉及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方面表面的表态行为和内在的违纪违法行为机械组合后认定为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如在多个场合高调标榜自己“绝不为亲友从事营利性活动提供便利”，背地里却支持纵容多名亲属利用其职权或者职务影响搞经营活动、获取巨额非法利益；面对组织多次教育挽救，肆意编造谎话，企图骗取组织信任，谎称自己在生活作风上“向来洁身自好”，私下却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再如，谎称自己在北京工作多年“还是无房户”，实际上其不仅取得了政策性住房，还无偿占用下属单位房产；谎称在打高尔夫球问题上要“立行立改”，却在组织谈话几天后即继续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打高尔夫球。

以上这3类行为均不符合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的本质特征，不能认定为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其中第1种行为如能够认定为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则被立案查处的党员干部基本上均可以认定为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这显然不符合《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容易造成认定上的泛化和处理上的失当；第2种行为如能够认定为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则被立案查处的党员干部只要信仰宗教或者搞迷信活动的，均可以认定为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显然这种情况不属于政治上蜕变的突出表现形式；第3 种行为属于欺骗组织，尚未达到政治上蜕变的程度，也不应当认定为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行为，但可以酌情予以从重处分。

《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政治品行恶劣，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言，造成损害或者不良影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监督执纪工作中理解和把握“匿名诬告陷害”行为，需要注意以下3点：

一是关于匿名诬告陷害的界定。“匿名诬告、制造谣言”是“七个有之”之一，依照《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取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等方式反映问题，意图使他人受到不良政治影响、名誉损失或者责任追究的，属于诬告陷害，其中反映问题的方式不符合《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关于“检举控告人使用本人真实姓名或者本单位名称，有电话等具体联系方式的，属于实名检举控告”规定的，即属于匿名诬告陷害。需要指出的是，匿名诬告制造的谣言不属于《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政治谣言”，且仅限于制造，不包含“散布、传播”。党章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严格禁止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违反这些规定的组织或个人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追究。”《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党员、干部反映他人的问题，应该出于党性，通过党内正常渠道实名进行，不准散布小道消息，不准散发匿名信，不准诬告陷害等。对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的党员，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擅自进行追查，不准采取调离工作岗位、降格使用等惩罚措施”；“党组织既要严肃处理对举报者的歧视、刁难、压制行为特别是打击报复行为，又要严肃追查处理诬告陷害行为”。

二是关于匿名诬告陷害行为的查处。《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第五条第（三）项规定：“贯彻‘三个区分开来’要求，既保障检举控告人的监督权利，又查处诬告陷害行为，保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匿名检举控告材料，不得擅自核查检举控告人的笔迹网际协议地址（IP地址）等信息。对检举控告人涉嫌诬告陷害等违纪违法行为，确有需要采取上述方式追查其身份的，应当经设区的市级以上纪委监委批准。”第八章还专门对诬告陷害行为的查处作出具体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检举控告的分析甄别，注意发现异常检举控告行为，有重点地进行查证，属于诬告陷害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或者移交有关机关依法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准确区分诬告陷害和错告，属于错告的，可以对检举控告人进行教育；认定诬告陷害，应当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党委或者纪检监察机关批准；纪检监察机关对通过诬告陷害获得的职务、职级、职称、学历、学位、奖励、资格等利益，应当建议有关组织、部门、单位按规定予以纠正；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将查处的诬告陷害典型案件通报曝光。需要指出的是，如系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且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涉嫌诬告陷害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是关于澄清正名。《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对受到诽谤、诬告、严重失实举报的党员，党组织要及时为其澄清和正名。”《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第五十条规定：“纪检监察机关核查认定检举控告失实、有必要予以澄清的，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后，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予以澄清：（一）向被检举控告人所在地区、部门、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以及本人发函说明或者当面说明；（二）向被检举控告人所在地区、部门、单位党委(党组)通报情况；（三）在一定范围内通报。”第五十一条规定:“对因检举控告失实而受到错误处理、处分的，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在职权范围内予以纠正，或者向有权机关提出纠正建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强调，要“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为受到不实反映的干部澄清正名、消除顾虑，引导干部争当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专心致志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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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干扰巡视巡察工作或者不落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有观点认为，干扰审计工作或者不落实审计整改要求与干扰巡视巡察工作或者不落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具有同质性，均属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当纳入违反政治纪律问题予以定性处理。

对此，我们认为巡视巡察工作属于党的工作的范畴，是对所管理的党组织进行巡视巡察监督，开展工作的依据是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审计工作属于行政工作性质，是对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和下级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收支；国家的事业组织和使用财政资金的其他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以及其他财务收支；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对其他关系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大公共工程项目的资金管理使用和建设运营；国有资源、国有资产，政府部门管理的和其他单位受政府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公共资金的财务收支；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等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工作开展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等国家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第四十八条规定：“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转移、隐匿、篡改、毁弃财务、会计资料以及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业务、管理等资料，或者转移、隐匿、故意毁损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审计机关认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应当向被审计单位提出处理建议，或者移送监察机关和有关主管机关、单位处理，有关机关、单位应当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审计机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审计结果以及整改情况应当作为考核、任免、奖惩领导干部和制定政策、完善制度的重要参考；拒不整改或者整改时弄虚作假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对狠抓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提出明确要求，明确强调要“严肃整改问责。各地区、各部门要把审计结果及其整改情况作为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对审计发现的重大问题，要依法依纪作出处理，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对审计反映的典型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研究，完善制度规定。对整改不到位的，要与被审计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对整改不力、屡审屡犯的，要严格追责问责”，“凡是涉及管理、分配、使用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部门、单位和个人，都要自觉接受审计、配合审计，不得设置障碍”。

依照上述规定，干扰审计工作或者不落实审计整改要求均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属于违反国家财经纪律性质，应当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追究党纪责任。

《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条规定：“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上述规定明确了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监督执纪工作中理解和把握这一违纪行为，需要注意以下3点：

一是关于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规定，是这次修订《纪律处分条例》新增加的规定，但并非新增的违纪行为。“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行为一直以来均属于违纪行为，这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等党内法规中均有明确规定，只不过以往虽然规定此类行为属于违纪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给予党纪处分，但因在《纪律处分条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大多没有给予党纪处分，或实践中有的按照其与被审查党员共同对抗组织审查追究了党纪责任。《纪律处分条例》2024年1月1日起施行后，有此类行为的可以直接依照第八十条规定追究其党纪责任。

二是关于“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理解和把握。理解和把握“负有作证义务”，前提是该义务是“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且由相应党内法规或者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赋予。之所以同时强调由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赋予，是因为党组织要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促进执纪执法贯通，而有的问题同时涉嫌违纪违法，在对涉嫌违纪问题进行审查的同时，也在同步对涉嫌违法问题开展调查，相应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依照党内法规或者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均负有作证义务。

对党员赋予作证义务的党内法规主要有：党章第三条明确规定，党员必须履行“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行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义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查处党员违纪案件中收集、鉴别、使用证据的具体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党员和群众，都应及时地、如实地提供证言，不得拒绝作证。党员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节严重的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提供证据的义务”；《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党员拒绝作证或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节严重的应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是党外人员的，应建议其主管机关予以追究”。

对党员赋予作证义务的国家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分别规定，“监察机关行使监督、调查职权，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隐匿或者毁灭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监察机关对涉嫌违法的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应当由二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监察机关进行调查时，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九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如实作证的义务。对故意提供虚假证言的证人，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证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被调查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实施其他干扰调查活动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四款分别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进一步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对行政机关公务员违法违纪案件进行调查，应当由2名以上办案人员进行；接受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严禁以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收集证据；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案件进行调查，应当由二名以上办案人员进行；接受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

三是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需要达到情节较重以上程度的方予以追究党纪责任。对于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一开始拒绝作证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经党组织批评教育和讲明纪律要求后，转变态度予以配合并如实作证的，一般不追究党纪责任。关于“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前提是该党员知道案件情况，具有作证义务，否则谈不上“拒绝作证”。需要指出的是，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如系被审查党员的配偶、父母、子女的，虽然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上述人员有作证豁免权，但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关于“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的规定，党组织应当坚持纪法情理贯通融合，对亲情、人伦以必要的尊重，对此情况可以予以批评教育，一般不宜采取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方式追究其党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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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离职或者退(离)休后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监督执纪工作中理解和把握“离岗后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行为，需要注意以下4点：

一是关于“离岗后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行为的本质特征。此类行为中，离职或者退（离）休的党员利用了原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使得公权力不当介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影响了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背离了党章第二条第三款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的要求，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系此次修订《纪律处分条例》时新增的条款，但并非新增的违纪行为，如此类行为发生在2024年1月1日前的，可以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关于“从旧兼从轻”的规定，相应依照2018年《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关于廉洁纪律兜底条款等规定追究党纪责任。

二是关于“离职”的涵义。这里的“离职”是指因辞去公职、被辞退、被开除公职等原因离开公职岗位，与《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中的“因辞去公职等原因离开公职岗位”涵义基本一致。

三是关于“离岗后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行为的认定。如离职或者退(离)休的党员“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的行为涉嫌职务犯罪的，鉴于其行为既符合《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构成，又符合《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关于职务犯罪的行为构成，按照纪法分开的原则，相应应当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追究党纪责任，不需要再同时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追究党纪责任；如离职或者退（离）休的党员“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的行为构不成犯罪的，则应当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追究党纪责任。

四是关于离岗党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营活动”所获利益的处置。鉴于“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营活动”所获利益与离岗党员“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的行为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故属于离岗党员的违纪所得，如“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营活动”所获利益已经查明的，可以直接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予以收缴；如“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营活动”所获利益未能查明的，可以将离岗党员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自愿主动上交的前述经营活动所获利益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作登记上交处理。

《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离职或者退（离）休后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监督执纪工作中理解和把握“离岗后为他人谋取利益、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行为，需要注意以下3点：

一是关于“离岗后为他人谋取利益、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行为的认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系此次修订新增的条款，但并非新增的违纪行为，如此类行为发生在2024年1月1日前的，可以依照2018年《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关于廉洁纪律兜底条款等规定追究党纪责任。

二是关于离职或者退（离）休党员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对“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是否知情问题。监督执纪过程中应当注意查明此情况，如离职或者退（离）休党员对“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知情，且系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鉴于其行为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按照纪法分开的原则，相应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追究党纪责任，不再同时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追究党纪责任；如其行为构不成犯罪的，或者其对“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不知情的，相应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追究党纪责任。

三是关于离岗党员“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的处置问题。鉴于“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与离岗党员“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故属于离岗党员的违纪所得，应当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予以收缴。

《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私财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公私财物，或者无偿、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将应当由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报销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监督执纪工作中理解和把握“侵占公私财物”行为，需要注意以下4点：

一是关于“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私财物”行为与贪污行为的区分。这里的“本人经管”既包括本人直接经管，也包括与本人职务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人员经管。“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私财物”行为不符合贪污行为的构成要件，与贪污行为之间有本质的不同。

二是关于“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公私财物”行为的定性处理。其中，“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的是公款公物的，构成贪污或者职务侵占，达到追诉标准的相应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追究党纪责任，未达到追诉标准的则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追究党纪责任；“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的是私有财产的，构成受贿或者受礼，其中涉嫌受贿罪的相应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追究党纪责任，其余情况则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追究党纪责任。

三是关于“无偿、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行为的定性处理。其中，“无偿、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中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劳务的是国有单位的，构成贪污或者职务侵占，达到追诉标准的相应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追究党纪责任，未达到追诉标准的则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追究党纪责任；“无偿、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中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劳务的是民营企业或者个人的，构成受贿或者受礼，其中涉嫌受贿罪的相应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追究党纪责任，其余情况下则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追究党纪责任。

四是关于“将应当由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报销”行为的定性处理。其中，“由下属单位”支付、报销的，构成贪污或者职务侵占，达到追诉标准的相应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追究党纪责任，未达到追诉标准的则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追究党纪责任；“由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报销的，构成受贿或者受礼，其中涉嫌受贿罪的相应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追究党纪责任，其余情况下则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追究党纪责任。

《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一)热衷于搞舆论造势、浮在表面；(二)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实际工作中不见诸行动；(三)脱离实际，不作深入调查研究，搞随意决策、机械执行；(四)违反精文减会有关规定搞文山会海；(五)在督查检查考核等工作中搞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增加基层工作负担；(六)工作中其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

监督执纪工作中理解和把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需要注意以下5点：

一是关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的本质特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特点是“虚”“浮”，不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重在解决作风飘浮、工作不实，文山会海、表面文章，贪图虚名、弄虚作假等问题；反对官僚主义，重在解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作风霸道、迷恋特权等问题。实践中，除《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二条列举的情形属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典型表现形式外，《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等条款列举的情形，只要符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本质特征的，均可认定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二是关于此次修订《纪律处分条例》新增的“脱离实际，不作深入调查研究，搞随意决策、机械执行”行为认定。此类行为主要表现为调查研究搞形式、走过场，以致决策脱离实际，没有针对性，成为不接地气的“空中政策”和相互打架的“本位政策”；在政策执行中不注意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反映，不了解具体落实情况，搞机械执行。

三是关于此次修订《纪律处分条例》新增的“违反精文减会有关规定搞文山会海”行为认定。此类行为主要表现为没有做到不发不切实际、内容空洞的文件，不开应景造势、不解决问题的会议。

四是关于此次修订《纪律处分条例》新增的“在督查检查考核等工作中搞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增加基层工作负担”行为认定。此类行为主要表现为督查检查考核等过多过频，多头重复要求报材料、填表格，搞“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抓工作简单机械、工作过度留痕、任务层层加码。

五是关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在纪检监察文书中的表述问题。一般情况下，如果将违反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等问题认定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应当在纪检监察文书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予以单列表述。但如果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将某一问题认定为违反政治纪律，则不宜重复认定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但在汇总“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数据时，仍应纳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予以统计。

《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在公务活动用餐、单位食堂用餐管理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宣传教育、监督管理职责，导致餐饮浪费，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监督执纪工作中理解和把握“因不履职或者不正确履职导致餐饮浪费”行为，需要注意以下4点：

一是关于“餐饮浪费”的认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追究主要负责人或者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一)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铺张浪费、奢侈奢华问题严重，对发现的问题查处不力，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二)指使、纵容下属单位或者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浪费的；(三)不履行内部审批、管理、监督职责造成浪费的；(四)不按规定及时公开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有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信息；(五)其他对铺张浪费问题负有领导责任的。”

二是关于“公务活动用餐管理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宣传教育、监督管理职责”行为的认定。是否属于“公务活动用餐管理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宣传教育、监督管理职责”，具体可以依照《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党内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以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根据党内法规授权制定的本单位本地区涉及公务活动用餐管理工作的配套制度来审查判断。《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接待对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自行用餐。确因工作需要，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接待对象在10人以内的，陪餐人数不得超过3人；超过10人的，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工作餐应当供应家常菜，不得提供鱼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不得使用私人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各单位应严格执行会议用房标准，不得安排高档套房；会议用餐严格控制菜品种类、数量和份量，安排自助餐，严禁提供高档菜肴，不安排宴请，不上烟酒；会议会场一律不摆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不提供水果。” 《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强调要“杜绝公务活动用餐浪费。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要严格按照《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切实加强国内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用餐管理，以公务用餐文明引领社会消费文明。公务活动用餐要按照快捷、健康、节约的要求，积极推行简餐和标准化饮食，主要提供家常菜和不同地域通用的食品，科学合理安排饭菜数量，原则上实行自助餐。严禁党政机关向企事业单位转嫁公务活动用餐费用，严禁以会议、培训等名义组织宴请或大吃大喝。公务活动用餐费支付应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公务卡管理有关规定。严禁设立‘小金库’，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务活动用餐预算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各地区各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公开‘三公’经费支出时要列出公务活动用餐费支出。各地区要制定本地区公务活动用餐开支标准并定期进行调整，明确公务接待工作餐费报销规范。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要按照有关标准和要求，将业务招待项目作为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重要事项强化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第六条规定：“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细化完善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用餐规范，加强管理，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公务活动需要安排用餐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节俭安排用餐数量、形式，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国管局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的通知》要求：“要尽快制定完善本地区、本部门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用餐规范或指导意见，制定出台公务活动用餐服务标准， 科学合理安排用餐数量、形式，不得超标准接待。”

三是关于“单位食堂用餐管理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宣传教育、监督管理职责”行为的认定。是否属于“单位食堂用餐管理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宣传教育、监督管理职责”，具体可以依照《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党内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来审查判断。《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强调，要“推进单位食堂节俭用餐。单位食堂应按照健康、从简原则提供饮食，合理搭配菜品，注重膳食平衡。条件具备的地方实行自助点餐计量收费，多供应小份食品，方便用餐人员适量选取。在明显位置张贴宣传标语或宣传画、摆放提示牌，提醒适量取餐。建立食堂用餐人员登记制度，实施动态管理，做到按用餐人数采购、做餐、配餐。安排专人负责食堂巡视检查，对浪费行为给予批评教育。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党政机关食堂反对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教育、卫生计生、国资、银监、证监、保监等部门要指导推动学校、医院、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等加快建立健全食堂节约用餐制度。各地区要对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食堂反对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进行评估，对存在严重浪费行为的单位进行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三款分别规定，“设有食堂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食堂用餐管理制度，制定、实施防止食品浪费措施，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反食品浪费意识”，“单位食堂应当改进供餐方式，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放反食品浪费标识，引导用餐人员适量点餐、取餐；对有浪费行为的，应当及时予以提醒、纠正”。第十八条规定：“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将反食品浪费纳入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和节约型机关创建活动内容。”第二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设有食堂的单位未制定或者未实施防止食品浪费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要求：“单位食堂要不断加强反食品浪费管理。单位食堂要建立并实施反食品浪费管理制度，加强食品在采购、储存、加工环节中的减损管理。加强对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防止食品浪费的培训考核，鼓励学校食堂运用‘互联网+明厨亮灶’等智慧管理模式，及时发现并纠正食品浪费行为。机关食堂要引导干部职工用餐节约，杜绝食品浪费，细化完善公务活动用餐规范，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通过不断提高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助力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和创建节约型机关。”《中央国家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指标》对强化监督管理、加强宣传教育明确了成效评估指标，其中针对加强宣传教育提出了4项指标，即在食堂入口、制餐区、取餐区、用餐区、餐盘回收区等区域，采取设置反食品浪费标识、 张贴宣传海报、播放宣传视频等宣传措施；利用单位宣传体发布反食品浪费有关内容；开展世界粮食日等主题宣传活动，向干部职工普及反食品浪费法律、制度、知识等；将反食品浪费纳入机关干部职工和食堂工作人员入职、日常培训内容。单位食堂发生严重食品浪费事件，造成了餐饮浪费且属于“情节严重”的，应当给予“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情形。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单位食堂”，是指机关食堂、学校食堂内的各类单位设立的食堂，其中“机关食堂”是指提供机关干部职工用餐的场所，一般具有集中供餐、一定用餐量和供餐服务人员规模、场地固定等特点。

四是认定“因不履职或者不正确履职导致餐饮浪费”行为，需要注意依照《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党内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准确查明不履职或者不正确履职的责任人员，准确查明不履职或者不正确履职行为与餐饮浪费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注意的是，通常情况下相关人员没有正确履行宣传教育职责不会导致发生餐饮浪费，故认定因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宣传教育职责导致餐饮浪费的要更加慎重。

《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党员被立案审查期间，擅自批准其出差、出国(境)、辞职，或者对其交流、提拔职务、晋升职级进一步使用、奖励，或者办理退休手续”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监督执纪工作中理解和把握上述规定，需要注意以下3点：

一是关于党组织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的管理要求。《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应积极支持办案工作，加强对被调查人和案件知情人的教育。未经立案机关或调查组同意，不得批准被调查人出境、出国、出差，或对其进行调动、提拔、奖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公职人员在被立案调查期间，未经监察机关同意，不得出境、辞去公职；被调查公职人员所在机关、单位及上级机关、单位不得对其交流、晋升、奖励、处分或者办理退休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公务员有“正在接受审计、纪律审查、监察调查，或者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情形的，不得辞去公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公务员具有“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尚未作出结论”情形的，不得晋升职级。《公务员转任规定》第八条第(二)项规定，公务员有“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监察调查，或者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情形的，一般不得转任。《公务员辞退规定》第九条规定：“任免机关在办理公务员辞退时，对正在接受审计、纪律审查、监察调查，或者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暂缓审批。”《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第二十条第(二)项规定，聘任制公务员“正在接受审计、纪律审查，或者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不得解除聘任合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调查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案件立案调查期间，不得解除聘用合同、出境，所在单位不得对其交流、晋升、奖励或者办理退休手续。”《关于受党纪处分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有关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涉嫌违犯党纪被立案检查的，可以参加年度考核，但在其受检查期间不确定等次。结案后，不给予党纪处分的，按规定补定等次；给予党纪处分的，视其所受处分种类，分别按上述一、二、三、四、五条的规定办理。”

二是关于“党员被立案审查期间，擅自批准其出差、出国(境)、辞职”中的“辞职”的认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关于“公职人员在被立案调查期间，未经监察机关同意，不得出境、辞去公职；被调查公职人员所在机关、单位及上级机关、单位不得对其交流、晋升、奖励、处分或者办理退休手续”的规定，这里的“辞职”应当理解为与所在单位解除人事关系或者劳动关系，如“辞去公职”“辞聘”“解除劳动关系”等，且“辞职”不包括辞去所担任的领导职务。

三是党员被立案审查期间，未经立案机关同意，党组织不得批准其出差、出国(境)或者对其交流；无论立案机关是否同意，党组织均不得批准对其提拔职务、晋升职级、进一步使用、奖励，或者办理退休手续，也不得批准与其解除人事关系或者劳动关系。

《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监督执纪工作中理解和把握“问责泛化、简单化”行为，需要注意以下3点：

一是关于“问责泛化、简单化”行为的主要表现。问责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权责对等，依规依纪，实施精准问责，既体现力度、又体现温度，既防止问责不力、又避免问责泛化，真正做到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实践中，有的问责主体缺位，该问责而不问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问责工作看似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实则简单粗暴，为问责而问责，陷入“机械式”问责陷阱；有的机械理解和执行上级督办转办件“快查快处”要求，实施问责时责任不明、轻重不分，没有做到因事、因责而异；有的缺乏工匠精神，问责工作满足于差不多，问责程序不严格，事实调查不深不细，责任认定不准确，无法让人心服口服。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严格依规依纪依法、严格把握政策，既要防止“表皮式问责”“不痛不痒式问责”导致的问责不力，也要防止“迅速过关”“问出政绩”导致的问责泛化，确保每一次问责都能够经得起检验，并坚决防止出现以下问责泛化、简单化问题：在问责对象上，问下不问上，过多指向基层干部；在问责程序上，求快不求准，随意简省调查流程；在问责处理上，简单粗暴，搞“一刀切”；在问责效果上，只问责不管理，依赖问责推动工作。

二是关于精准问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认识到，严格依规依纪依法规范精准问责，是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在开展执纪执法工作时，应当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规定，既要查清具体事实、分清责任、严肃问责；又要区别情况、体现政策，做到规范精准问责。实践中，要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核心要求：一个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纪法为准绳，不得因上级领导作出指示要求或者上级部门提出处理建议，就不进行审查调查、不尊重客观事实，简单机械地按照上级要求或处理建议进行问责，甚至出现生拉硬拽、刻意拔高等问责不规范、不精准情形。问责决定作出后，发现问责事实认定不清楚、证据不确凿、依据不充分、责任不清晰、程序不合规、处理不恰当，或者存在其他不应当问责、不精准问责情况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这也是执纪执法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体现。另一个是要准确认定责任。按照“权责一致、错责相当”的原则，依据纪法规定、岗位职责，精准界定哪些人应负责任、应负什么责任，分清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区分相关责任人任职期间是履职尽责、还是不履职或不正确履职，避免畸轻畸重、尺度不一。对于没有造成恶劣影响或严重后果，未达到问责程度的，可给予提醒、批评教育等处理，不能简单以问责代替管理。

三是关于受到问责的党员领导干部提出申诉的办理时限问题。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一方面是对于采取非纪律处分方式实施问责的，作出问责决定的党组织接到书面申诉后，应当在1个月内作出申诉处理决定， 并以书面形式告知提出申诉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等单位；另一方面是对于采取纪律处分方式实施问责的，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五十九条等规定，在受理申诉后3个月内作出复议复查决定，并告知提出申诉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等单位。

《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 “对于经济方面共同违纪的，按照个人参与数额及其所起作用，分别给予处分。对共同违纪的为首者，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违纪的总数额处分。”与2018年《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相比，2023年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将经济方面共同违纪的，由按照“个人所得数额”调整为按照“个人参与数额”及其所起作用，分别给予处分。作上述修改后，经济方面共同违纪的数额认定规则，与刑法中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犯罪数额通常以行为人实际参与数额计算的做法实现了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