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廉洁当作头等大事”
“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1936年4月14日，被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刘志丹同志，在红军东征抗日时不幸被敌人流弹击中，壮烈牺牲。同志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他身上只有半截铅笔和几支没有吸完的香烟，包内没有分文。作为红军的高级将领，他的全部“财产”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一支配发给他的手枪。
刘志丹同志一生清贫，陕甘人民称他为“清官”。一首歌谣如此唱道：“刘志丹是清官，带上队伍一心要共产……”南梁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同志：“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在刘志丹同志提议下，红26军制定了“暂行条令十八条”，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行为重典惩治。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制定了《赤卫军暂行简明军律》，对侵犯劳苦群众利益者严加惩处。这些法规的施行，受到了边区群众的高度称赞。
“我们的政权建立后，把廉洁当作头等大事。”习仲勋同志在《难忘的教诲——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一文中回忆：“老百姓最恨贪官污吏，盼望有为民理政的‘清官’。刘志丹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
俭是廉之根，廉是俭之果。勤俭节约始终是刘志丹同志带头倡导的优良作风。有一年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要举行阅兵式，大家张罗着要修个阅兵台，还要有彩门。他仔细考察后说：“前面的戏楼就行，把地平一下，四周贴上标语就行了。”虽然只花了一点钱，但群众来得多，又敲锣打鼓，十分热闹。
平时，刘志丹同志的着装与陕北群众一样，穿着羊皮袄或粗布衣，头上扎着陕北“虎头包”式的白毛巾，常年奔走在穷苦百姓中间。部队分配东西时，先分给战士，然后才是干部。有一次，只剩下一条女人穿的花棉裤分给了他，他就翻过来穿，裤脚露出花棉裤的碎花，他也毫不在意。作为高级将领，他既没有勤务员，也没有警卫员，只配有一匹马、一个马夫兼炊事员，他的马也经常给伤病员骑，自己步行。乡亲和战士们见到他，都亲切地称呼他“咱们的老刘”。
在刘志丹同志的眼里，公与私从来都是泾渭分明的。1934年春，国民党抄了他的家，逼得一家老小走投无路，躲进敌占区。同志们知道此事后，马上派人寻找，把他们接到了根据地。他从前线回来，看到自己的家属被接来了，就说：“咱们红军现在不准带家属，我怎么能带这个头？”为了不给公家增加负担，他坚持叫妻子马上到被服厂当工人，把父亲送到了亲戚家。
自古为将廉生威。在刘志丹等同志的示范带动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红军纪律被官兵自觉遵守。有一次，从国统区过来一个商人，见到红军哨兵，习惯性地递上一根烟。这个战士非常生气，说这是糟蹋人。商人见状，非常害怕。刘志丹同志和习仲勋同志听说后，赶忙过去解释说，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不拿老百姓任何东西。商人十分感动，回去后一传十、十传百，就有更多的人跑到苏区来了。随着南梁苏区的快速发展，一首歌谣也广泛流传：“长枪短枪马拐枪，跟上哥哥上南梁。你骑骡子我骑马，剩下毛驴驮娃娃。”
廉者，政之本也。清正廉洁是党的纪律要求，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是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本色。1943年4月23日，在延安各界公祭刘志丹同志的大会上，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在祭词中说：“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刘志丹同志。”
中国军网20250415 8:34
“千金过手，不沾分文”
“正气丹心孰与俦，黄安一老自千秋。”这是赞扬“延安五老”之一的董必武的诗句，也是他一生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生动写照。
1945年，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其间，他经手大量经费，但精打细算，把省下来的钱全部为延安购买印刷机、打字机等急需品。
“董捐生活费美金壹仟贰佰陆拾圆整”“董交治装费美金壹仟壹佰捌拾伍圆整”……如今，这份《赴旧金山会议收支账目单》，收藏在湖北省红安县董必武纪念馆里。在支出栏里，连数目不大的一笔医药费和两笔邮电费，几元几角几分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董必武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但从不以权谋私，被人赞誉“千金过手，不沾分文”。这个评价名不虚传，正如他的座右铭所写：“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
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干净人”：他们经手万千财物，却始终清廉如水；他们掌握重要资源，却从不谋取私利。
“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方志敏曾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并一度兼任财经委员会主席，可谓“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但面对母亲和婶婶要钱补贴家用的请求，他含泪解释道：“我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有官饷啊”“我管的花边是不少，几十万几百万也有。不过都是革命的花边，一个铜板也动不得”。
“打土豪要归公”，这是红军的纪律。井冈山斗争时期，时任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的余贲民，负责保管打土豪收缴的金条、金镯、金戒指等贵重物品。就是这样一位“财神爷”，结婚时岳母想要他送给女儿一枚戒指，却遭到拒绝：“我这里有不少戒指、金条，但都是公家的，半个我也不能动。”
革命需要“枪杆子”，也离不开“钱袋子”。战争年代，我军南征北战，贵重物资往往也需要频繁转移，既要“不少分文”，还要“不沾分文”，这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长征前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接到命令：把整个国家银行带走，随中央红军主力行动，不得有误。于是，一支肩负特别重任的运输大队成立，被时人称为“扁担上的国家银行”。这些金条、银元、钱币，是中国革命的“火种钱”，也是红军长征的“救命钱”。
“这是红军的命根子，再难也要保住！”运输队员视保管的金银比生命更重要，一路冒着枪林弹雨，肩挑背扛，风餐露宿，最终14位国家银行工作人员中有6位献出了宝贵生命，约200名运输队员仅有十余位到达陕北。长征结束清点核对账目时发现，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竟然没有丢失一块银元。
管钱的手若不干净，人的心地、党的旗帜就会蒙尘。战火弥漫、生死未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少数人”有时掌握着“大金库”……在这样可能“人不知”的情况下做到“不沾分文”，考验的是党性原则、信仰信念。
被人们称为“金身将军”的王政柱，抗战期间从太行山区送黄金去延安。他把黄金绑在身上，突破层层封锁，分文不少交给了党中央。
我军第一支“黄金部队”诞生于抗战时期的胶东地区，8年多时间共送出13万两黄金，有多人献出生命，却没有一点遗失，更没有人携款叛逃……
金钱有价，精神不朽。“千金过手，不沾分文”的精神跨越时空、赓续传承，体现了共产党人纯粹的政治品格和高尚的人格，贵于黄金，重于一切。对于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来说，真正的财富，是融入血脉的信仰；最坚硬的铠甲，是纤尘不染的初心。
解放军报20250426 8:13
明月清风自在怀
位于湖南省涟源市龙塘镇新石桥村湄水河畔的李聚奎故居，是一处湘中乡村十分常见的砖砌小院。这个朴素的小院，一边的房子是李聚奎一家人的生活日常陈列，另一边的房子是李聚奎生平业绩陈列。 1931年春，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同志曾写下词句：“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当时，红9师参加打龙冈活捉敌师长张辉瓒的，有红27团、红25团。时任红27团团长，正是李聚奎。这位著名的战将，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指挥部队用40分钟歼灭国民党军第52师师部和一个旅，在长征途中指挥17勇士强渡大渡河……李聚奎的战功令人敬佩！同样让人敬佩的，是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在李聚奎故居，解说员深情讲述了革命战争年代李聚奎“千里寻党”的感人故事。1936年11月，西路军西渡黄河后，李聚奎调任红9军参谋长。不幸的是，1937年3月，西路军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情况下最终失败。李聚奎回忆，那天他望着渐渐落入山后的残阳，心中生出一个念头：太阳有落就有升；西路军是失败了，但革命没有完，党中央还在，河东红军还在，西路军的指挥员是不会被捕尽杀绝的。找党中央去！找红军去！此时，李聚奎身边只剩下一个警卫员，两人决心“讨饭千里”寻找党中央。于是，他们把空枪拆散，与老乡换了衣服，打扮成乞丐模样，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前行。后来，警卫员的双脚冻坏，无法行走。李聚奎只好将他托付给一户老乡，自己孤身一人上路。在近两个月的生死逃亡中，李聚奎风餐露宿，行乞千里，躲过了敌人数次搜捕，最终靠着一根讨饭棍、一个干粮袋、一个指北针，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终于找到了党中央，回到了革命队伍。 此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李聚奎都立下了不朽功绩。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为国家建设殚精竭虑。1950年，李聚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他和部属们在抗美援朝战场实践中探索出的运输保障举措，大大减少了车辆损失，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提高了后勤保障效率。当祖国急需石油时，组织任命李聚奎担任石油工业部首任部长。他二话没说率领石油工业战线的专家和工人大军，大战油田开发，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开发了克拉玛依油田。 无论身在何方，身居何职，“党指向哪，我就去哪”的李聚奎，对名利看得很淡。1955年7月，由于被任命为我国石油工业部第一任部长，他未被授衔。1958年2月，李聚奎重新回到军队工作。在补授军衔时，他说：“就低不就高”，表现出崇高豁达、光明磊落的胸怀。 身为开国上将，李聚奎从不居功自傲，更不以权谋私。他对身边人、对后人严格要求。子女在工作生活上，从来没有受到他的特殊“关照”。他曾叮嘱家人，服从组织安排，扎根农村。单位配车的第一天，李聚奎就召集办公室所有成员开会。他说，新车是国家配给的公务用车，如果发现家属子女、身边人员因私用车，将首先拿秘书是问，并称这是列入年终考核的硬指标。 有一年夏天，工作人员考虑他家里人多，想让营房部门做些小木凳，以备晚上乘凉用。李聚奎知道后立即制止。他让公务人员、司机到锅炉房劈柴堆里捡来了旧木板条，并与他们一起动手，钉成了几个小凳子。 80岁生日那天，他在记事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这就是一辈子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老革命、老党员、老英雄，在自己80岁时的内心独白，这也是李聚奎一生的写照。 1986年，病中的李聚奎抄录了5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并写道：“永远牢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本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宗旨。”1995年6月25日，李聚奎去世。弥留之际，他把孩子们叫到床前，将亲笔抄写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拿给孩子们，并教导他们“听党的话，跟党走”。这就是一生战功卓著的老将军留给后代的“遗产”，也是一位战将高尚风范的见证。 明月清风自在怀，高风亮节在人间。如今，李聚奎故居已是当地知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常有游人或者团体来这里瞻仰缅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和清廉教育。李聚奎将军的清风正气故事正播撒在更多人的心间。 解放军报20250514 9:09
“正人先正己”
初夏时节，我来到北京东城干面胡同的一栋老宿舍楼。几株大树掩映中的红砖小楼，历经岁月沧桑。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黄克诚同志的妻子、孩子、岳母等7口人，就是在这栋楼里居住了很长时间，而这背后有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针对党内一些干部利用职权谋求私利、贪污腐败、生活特殊，使党的威信受到损害的现象，制定了具体规定。
当时，黄克诚已经调回北京，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规定》一经实行，黄克诚就对妻子唐棣华讲，按照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只能享受一套由公家提供的住房，现在公家给我安排了住房，你单位以前分给你的宿舍就要归还给单位。
但是，对唐棣华和家人来说，这个宿舍承载了太多难忘的记忆。当年生活困难时期，黄克诚不在北京，唐棣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这里。他们相互鼓励度过了艰难岁月，还与钱钟书、杨绛夫妇为邻，家人都很舍不得这里。
“舍不得也要舍！”黄克诚说，“既然有了规定，不管别人执行得如何，黄克诚家要带头。”唐棣华连忙表示第二天就去办交房手续。黄克诚虽然理解妻子对那套宿舍充满了感情，但他更知道，正人先正己的话不能只挂在嘴巴上，更要落到行动上。
古人云：“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正人先正己”，可谓黄克诚坚持一生的信条。1980年1月，中央纪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黄克诚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强调，每个委员，每个工作人员，要严于律己，对于党的纪律和党规以及国家的各项法律，都要模范遵守，以身作则。凡是不准群众做的首先自己不做，凡是要群众执行的首先自己要执行，一点一滴要注意到。
唐棣华和丈夫志同道合，相知相伴45载。黄克诚之所以能养成严谨的家风，离不开妻子的理解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当时组织上给他配有一辆专车，他的妻子和孩子却一次也没有坐过。即便孩子生病了，也要坐三轮车去医院。为了节约生活开支，唐棣华自己在家中的院子里种菜，孩子的衣服也是缝缝补补继续穿。后来，黄克诚调往北京工作，即便是待遇提高了许多，他对家人的要求却始终没有变过，唐棣华也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黄克诚40多岁才有孩子，舐犊情深，但是他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经常教导子女，“你们要学革命，不要学世故。千万不可不学革命，却把世故学会了”“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他和唐棣华商量后，给子女们定过许多家规，其中有两条是：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不准找工作人员帮自己办事。
小女儿黄梅回忆：“父亲和母亲用一种信仰的力量规范自己的言行，律己和治家一向是比较严格的。我们兄妹小时候穿的衣服多由外婆亲手缝制。家里还种了几株刀豆、几株南瓜。有一段时间，吃菜经常是豆荚、南瓜，南瓜、豆荚，把人都吃烦了。”
黄克诚教育子女要努力学习知识本领，不要指望父母，要接受高等教育，用知识报国。大女儿黄楠回忆说：“父亲不怎么关心我们今后是否会有‘出息’，更看重我们能否按自己的兴趣发展，为国家做有益的事。”
在谈到父亲的教育时，儿子黄晴这样讲：“父亲谈话不搬用名词，不故弄玄虚，他总是从丰富的阅历中提取一些有教益的事实开导人，使人感到一种历史和经验的厚度。父亲曾说，我赞成你们做一件事就要钻进去，搞到底，这样才能搞出点名堂；患得患失，受不得冷遇，不坐冷板凳，就什么事也做不好。”
在黄克诚夫妇的言传身教下，4个子女都很自觉努力，考取了高校，毕业后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
黄克诚一生没有为家属和子女的事情向任何部门说过一句话、打过一次招呼，也从未因个人私事向组织上伸过手。他病危弥留之际，已经讲不出话来了，颤抖着手，十分吃力地写下遗言，叮嘱他的丧事一定要简办，一切听从组织上的安排，不准额外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黄克诚的清廉家风故事广为流传，影响教育了很多党员干部。
黄克诚是湖南郴州永兴县人，家中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他在回忆录中曾说，自己是靠亲友的接济才上了私塾，后来考入衡阳师范学院。
郴州，是一片红色热土，这里流传着“半条被子”的动人故事。故乡的山山水水，为黄克诚的一生定下了清正刚直的基调。
“不要去做人民反对的事情，不要去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清风穿过胡同，我仿佛又听到一位共产党人的谆谆教导。
中国军网20250530 8:25
“有高山仰止之德”
“无畏星燃百色红，一生戎马淡勋功。”开国大将张云逸的官德人品，一直在党史军史中熠熠闪光、感召后人。
和张云逸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说，他平易近人，谦虚敦厚，克勤克俭。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陈毅同志称他为“同志长兄”“有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
1931年1月，红七军奉命由全州北上，去江西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有一天，张云逸在行军路上看见一个伤员一瘸一拐地艰难行走，便上前去扶，出乎意料的是，伤员有些抗拒，一个劲地往旁边躲。张云逸感到非常奇怪。旁边的人告诉他，这个伤员已经被安置在老乡家了，但舍不得部队，是偷偷跟上来的。张云逸听后，神情肃然，马上传令：“什么东西都可以丢掉，就是不能丢掉伤员！”命令很快传达到全体官兵，伤病员们听到后无不动容，很多人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张云逸爱兵如子，毫无官架子。他深知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和“带兵在爱兵”之道，经常深入士兵中，帮助士兵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有一次，他发现战士们理发用的剃刀旧了，便拿出自己的薪饷，给他们买了一把新的。此剃刀现存放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曾在张云逸身边工作的欧阳山回忆说：“每到宿营地，将军必至炊事班，拾柴、烧火、煮饭、炒菜，忙得不亦乐乎，故大家称之为‘老火头军’。”
红军长征时，张云逸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负责收集情报、寻找向导、勘察道路和架桥铺路等任务。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将领被调去从事勘察工作，张云逸坚决服从，从未有半点怨言。他说：“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主席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有人评价张云逸：“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
广西解放后，张云逸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年近六旬的张云逸经常深入各地，布置工作，宣讲政策，访贫问苦。因下乡路途遥远，他时常自带干粮和开水。一次，他准备去农民家，警卫人员提着热水瓶在他身后随行，他发现后，叫警卫人员把热水瓶送回去，并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到农民家去，喝自己的水，用自己的杯子，这还算一家人吗？农民会对你说心里话吗？”此后，再没有发生类似的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国家有关制度规定，张云逸外出可乘“公务车”，就是在一列火车上加挂一节车厢，但他总是不要这种“公务车”。有一次，警卫人员说：“坐‘公务车’是国家规定的，对首长来说也比较安全。”张云逸很不高兴地说：“就我们几个人，坐一节车太浪费了！与群众在一起有什么不安全的啊！”
日常生活中，张云逸不让请高级厨师，每餐两菜一汤、少许大米饭足矣，从不提任何过分的要求。为了让家人养成俭朴之风，他亲笔写下一段话，贴在厨房墙上：“节约好比燕衔泥，浪费好比河决堤。积累如同针挑土，浪费如同水推泥。”
张云逸之子张光东在哈尔滨读书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张云逸写信时称呼儿子为“光东同志”，并在信中解释为什么称他为“同志”：“你已经是党员了，我们是同志了，要严格按党员的要求来行事。”后来，张光东深有感触地说：“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不管作战指挥，还是其他各个方面，都是按规矩办事，实事求是。他还教给我不争名夺利。他本人从来不冲在功劳前头，从不为自己争成绩。”
德以修身，德以立威，德以服众。为人是否正派？做事是否干净？这是事关党和军队形象的大问题。党员干部只有自觉涵养政治大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坚守“三严三实”，把为党和军队事业牺牲奉献作为崇高理想追求，才能擦亮官德人品这张名片，成就价值充盈的精彩人生。
解放军报20250605 8:45
南瓜蒂上“长”银元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先后攻克瑞金、长汀，又三打龙岩，经过英勇奋战相继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见此形势，蒋介石慌忙调集闽粤赣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发动“会剿”。朱德率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和前委机关3000多人开赴闽中地区，牵制和分散“会剿”兵力。他们于8月22日进驻福建永春县横口乡福鼎村休整。
福鼎村地处永春西北部山区，依山傍水，民风淳朴。然而，因福鼎一带屡受兵匪之害，加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红军到达福鼎村当天，许多村民四处躲散。来不及走的村民也紧闭门户，不敢与红军接触。红军难以筹集到粮菜，一时陷入了困境。
朱德重申纪律要求，让官兵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他深知，红军要想站稳脚跟，必须赢得群众的支持。然而，国民党多年的反共宣传让群众对红军产生了误解和恐惧。
一天，两名战士来到村南一户人家，只见大门紧锁，人不知去向。他们正准备离开时，却被悬挂在门口南瓜架上的两个黄澄澄的大南瓜吸引住了。这两个南瓜个头饱满，颜色鲜艳，显然是精心培育的。“这户人又不在，南瓜怎么买呢？”小战士自言自语地说。“不如这样，咱先把这两个南瓜割下来，我写一张纸条，钱以后送来。”大个子战士随即应道。“嗯，就这么办！”两人一拍即合，迅速割下南瓜，写好字条系在瓜架上，随后返回驻地。
晚餐时，朱德吃到香甜的南瓜饭，笑着询问道：“这么好吃的南瓜，谁买的呀？”“报告首长，村南那户人家人不在，还没付钱哩。”二位战士异口同声地回答。“人不在，也不能白吃啊。”朱德严肃地说：“快去，赶快把钱付喽！”两位战士原以为办了一件好事，没想到却受到首长的批评，顿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身旁的排长对他们耳语了一番，两人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拿着银元直奔村南去了。
红军进驻几天来，村民发现，这支红军队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土匪截然不同。红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作风，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开来。在外躲避的村民，陆陆续续地回到村里。村南那户种南瓜的村民陈亮，也带着妻子、孩子回来了。
陈亮见家中一切如故，心里十分高兴。出门看一眼瓜架，心细的他发现两个南瓜不翼而飞了。他心想，也许是贼偷走了吧。在村民会上，陈亮无意间提起自家丢南瓜的事。此事不胫而走，很快传到朱德的耳朵里。他叫来那两名战士，更加严肃地批评道：“银元不是送出去了吗？老乡怎么没收到？”他俩低着头，默不作声，心里想：老乡总会发现那银元的。
果不其然。一天，陈亮的妻子割南瓜叶准备煮了喂猪，不经意间看见被割走的南瓜蒂上用红布扎着一个小包。她解下小包，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有一块闪闪发光的银元和一张带字的小纸条。她不识字，就急急忙忙拿给丈夫看。字条上分明写着：“老乡，买两个南瓜，送上一块银元。——红军。”在场的人都聚拢过来，一看究竟。知道缘由后，有人就喊开了：“陈亮，你还说丢了两个南瓜，这次可赚大啦！”闻此，陈亮腾一下脸红了，懊悔地说：“红军大哥纪律严明，一块银元可以买好多南瓜呀。”
回到家里，陈亮把鸡蛋、鸭蛋和鸡鸭装满箩筐，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地担着，走向红军驻地郭氏家庙。
一石激起千层浪。南瓜蒂上“长”银元的故事，像长了翅膀，传遍四面八方。红军以严明的纪律、亲民的作风，赢得了民心。从此，口碑成势，拥军爱民、军民一家亲的佳话，在福鼎、在横口、在永春，迅速传遍。
在新成立的福鼎赤卫队的率领下，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筹办猪肉、米粉给红军。红军到周边的县和乡镇筹措粮食的时候，村民们主动帮忙挑运。村民们还自发到深山老林里采集土方草药，为红军伤病员治病疗伤，不辞劳苦。
红军在福鼎期间，严格遵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要求，在短短7天时间里，他们用严明的军纪、朴实的作风，打动了福鼎群众的心。红军走的前一天，“南瓜主人”陈亮还特意杀了一头大肥猪，慰劳即将开拔的官兵。
90多年过去了，在永春县横口乡福鼎村朱德红军革命旧址，“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标语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中国军号20250618 21:31
“不占园中最上春”
刘伯承为人低调，从不张扬，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和人民。苏联一位记者曾这样评价刘伯承：“他的谦逊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只能说他是谦逊的人中最谦逊的一个。”
1947年8月，刘邓大军解放了河南新集地区。当地老百姓为表达对子弟兵和刘伯承的感激之情，一致同意将原来的县名“经扶县”改为“伯承县”。刘伯承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他说：“革命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共产党的胜利，是集体的奋斗成果，绝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功勋。”于是，在刘伯承的建议下，“经扶县”最终改名为“新县”，取人民获得新生、过上幸福生活之意。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一个条目介绍刘伯承，开头写道：“刘伯承（生于1892年）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有关部门拿着初稿去征询刘伯承意见时，他拿起毛笔，把“革命军事家”的最后两个字勾掉，写上了一个“人”字。这样一来，“革命军事家”就变成了“革命军人”。刘伯承认为：“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1986年10月，刘伯承永远离开了我们。中共中央这样评价他：“长期身居高位，但自奉俭薄，廉洁奉公。在他革命的一生中，真正达到了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一心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高尚境界。”
彭德怀同样是一位谦逊低调之人。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彭德怀率军击败了马家骑兵，毛泽东写诗盛赞：“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了这首诗以后，将其中的“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英勇红军”。他诚恳地说：“我一个人能打败敌人吗？这是全体红军的功劳，不是彭德怀的功劳。”
1952年3月，巴金带领创作组到朝鲜前线采访，写了一篇名为《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文章。彭德怀看后，提出修改意见：“巴金同志，‘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
视名利淡如水，看人民重如山。贺龙多次对《洪湖赤卫队》剧组说，“你们要歌唱毛主席、歌唱共产党、歌唱洪湖人民，不要唱贺龙”；罗荣桓平易近人，真诚和普通群众交朋友，他曾对机关同志说，不要以为你很高，这种高是因为你骑的马高，下了马该多高还多高；王建安下部队，不要陪同、不坐“首长专座”，喜欢跟战士们在一起……“晓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春”，恰好表现了开国将帅们的谦逊之风、低调之态、务实之举。
民间有句谚语：低头的麦穗，昂头的稗子。意思是越是成熟饱满的麦穗，越会把头垂得很低，而谷壳空瘪的稗子，才会在风中昂头招摇。党员干部只有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艰苦朴素、谦逊低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才能展现出“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宽阔胸襟，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
中国军网20250620 8:58
心中有规矩 行为定方圆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
营造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靠自律，也靠他律；靠教育引导，也靠规矩约束。
1978年，黄克诚同志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在抓党风中，他常把“按法规办、按规矩办”挂在嘴上。一次，一名党员在党小组会上建议他改改这个口头禅，认为老这样说，别人会以为他没啥本事。黄克诚听后诚恳地说，以前战场上能打得过敌人是大本事。我觉得现在，习惯按法规办事也是大本事。党的干部，都要有这样的本事。
黄克诚抓党风“不怕撕破脸皮”，永远把法规放在第一位。1980年10月，商业部领导到丰泽园饭庄请客吃饭搞特殊化，结账时少付钱。黄克诚派人查实情况后，不但通报全党，还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披露。有诗评价黄克诚：“党内夸刚正，人推黄克诚。奋斗仗精诚，最佩正气雄。”
很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黄克诚一样，皆是习惯按法规办事的模范。任弼时同志一贯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从不允许自己有半点特殊，对身边工作人员也是严格要求。他一再强调：“凡事不能超越制度。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更不能搞特殊。”在任弼时的严格要求下，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既守规矩，又有能力，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都很过硬。
在西柏坡时，有一天，傅钟找任弼时汇报工作后，任弼时留他在机关食堂吃饭。傅钟看见任弼时的孩子们在身边，就让孩子们同去食堂吃饭。任弼时坚决不让孩子们同去，一定要孩子们回家吃饭。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常到景山公园散步。他身体较弱，不能走远路，警卫员建议从一个较近的小门进去。这个小门横着一条铁丝，挂着“游人止步”的牌子。任弼时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这是园里的制度，我们不能破坏。
陈云同志同样视纪律如生命、视法规大如天。延安时期，陈云每顿饭有两小碟菜，油水很少，即使这样，他还时常要检查有没有超过标准。抗战结束后，陈云到了东北，条件比延安时好多了，但陈云依旧很注意，不许超标准。有一次，陈云生病了，食堂为他多做了一个菜，他看到后，硬是给端了回去。从此，再也没人敢不按规定随意给陈云加菜了。
1944年，陈云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管陕甘宁边区财政。分管后勤的陈清泉考虑到陈云经常接待来访的代表团，就打电话通知有关人员给陈云送一套新军装。陈云知道后，立即把陈清泉叫来，认真地询问：“你是只给我发新军装，还是给陕甘宁边区所有同志都发？”陈清泉忙解释给他增发新军装的理由。陈云严肃地说：“现在还不到发军装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你马上打电话追回刚才的通知。”看到陈清泉脸上有愧悔之意，陈云说：“老陈，我们是管钱管物的，如果搞特殊化，不按制度办事，那还怎么能管好边区的财政？这制度还有谁去认真执行？”
心中有规矩，行为定方圆。守纪律、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也是对党员干部忠诚于党的重要检验。老一辈革命家在遵规矩、守纪律、讲法治上，为我们作出了表率。新征程上，党员干部应自觉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强化规矩意识，做到心中高悬法纪明镜、手中紧握法纪戒尺，知晓为官做事尺度，使各项工作都置于法规制度的约束之下，始终做到不越界、不越轨、不越底线。
中国军网20250624 8:26
将帅让衔 高风亮节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军之大事，命在于将。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一批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被授予将帅军衔。比将星更闪亮的，是这次大授衔中许多将帅主动让衔的高风亮节。
主持评衔工作的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按条件可评元帅，但他心中不安，思虑再三，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说：我参加革命时间比较短，对革命的贡献也很小，给我授元帅衔当之有愧，我恳请不要给我元帅军衔……
正在外地组织筹备演习的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元帅军衔后，在报告中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
主动让衔的还有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他在参加人民解放军建军28周年招待会时听说自己要被授大将军衔，连夜给毛泽东和军委写报告，“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时任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具体负责评授军衔工作的徐立清让衔的故事也被传为美谈。作为实行军衔、薪金制度的前期工作，在评定职务级别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即任兵团政委的徐立清，就请求将自己低定为副兵团级，组织没有同意。评衔开始后，从大局出发，考虑应正确估价自己以砥砺斗志，也考虑各方面的平衡和方便开展工作，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按正兵团级可评的上将降为中将。罗荣桓、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先后多次做他的工作，他仍坚持让衔。在给中央军委的信中，他表示：“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周恩来总理听说后找他谈话，也被他说服了。徐立清反复申明心迹，最终得偿所愿，他的中将军衔有着非同一般的分量。
此外，主动提出让衔的还有徐向前、徐海东、孙毅、孔庆德等同志。他们面对高位自觉不安，自视贡献微不足道，谦让的是高衔，立起的是高标，彰显的是高风。
自古以来，华夏大地涌现出诸多谦逊自持、功成不居的典范人物。史载，孔子七世祖、春秋时宋国大夫正考父，历事戴、武、宣三公，始终恭谨节俭。为惕厉自省、诫示子孙，他铸鼎以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东汉开国名将、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冯异，谦退不伐，与诸将相遇，常引车避道。战事间隙，诸将每每并坐论功，他都避而不往，独居于大树之下。时人重其品行，皆呼其为“大树将军”。
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佳话，交相辉映。“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毛泽东这样赞扬许光达。毛泽东还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周恩来称赞徐立清：“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镜子，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一个难得的好同志。”
金钱、地位和荣誉面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1955年授衔，已经整整过去70年了。历史的尘烟，掩不住人格的光芒。当年开国将帅们面对党和人民的褒奖、组织的认可，居功不傲、主动让衔，彰显了许党许国的大忠、公而忘私的至诚，至今依然犹如明镜，映照出共产党人应有的党性、胸襟和操守。
今天，重温这段感人历史，品味先辈的高风亮节，我们每个人都应揽镜自照、时时自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军之大事，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踔厉奋发，在各自岗位上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军网20250625 8:53
灯芯虽轻 负重未来
1927年冬，井冈山茅坪，寒气刺骨。毛泽东同志坐在八角楼一张书桌前，借着昏黄的油灯撰写文章。警卫员要往油灯里添一根灯芯，被毛泽东拒绝。
井冈山茅坪八角楼毛泽东旧居内陈列的油灯和毛泽东著作（2016年12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按照当时规定，毛泽东晚上办公可以点3根灯芯，但他为了节省用油，每次只点一根灯芯。就在这昏黄的灯光下，毛泽东完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一直非常注重节约灯油。在他看来，每次节约出的灯油可能只有几百克，但若放在政治的天平上称量，却是重于千钧的纪律砝码。延安时期，我军物资极度匮乏，普通战士每月仅能分到一斤煤油，军委规定师级以上干部每晚可使用半斤灯油。毛泽东给自己立下“三不”原则：不超量用油、不占用公物私用、不接受特殊照顾。他要求警卫员每晚用刻度杯量取灯油，绝不多用一滴。现存于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油灯使用登记本》，记录着1940年毛泽东的用油明细：2月17日，因起草文件超时，多使用1两油，次日即用节省的伙食费购买补足。
枣园窑洞里那盏刻着容量的铁油灯，是毛泽东亲手改造的“纪律教具”，是比任何红头文件都更有力的纪律宣言。灯碗原本的容量是四两，他让人凿去边缘一钱七分，使每次注油量精确到规定标准；原来的灯带有精致花纹玻璃罩，他却要求换成粗陶灯碗。同时，这盏灯的灯芯被刻意剪短三分之一，灯光始终保持能看清字迹却不明亮的状态。
这种严格限“量”的用油方式，却映射着对“质”的极致追求，成为共产党人自我约束的隐喻。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里列出“办事不认真”等11种表现，将“小节”上升到“党性”高度。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两个本子：一个记录工作事务，一个记录个人开支，连买烟的几分钱都清楚注明“自付”。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中感慨：“看到毛泽东先生用铅笔在香烟盒背面起草文件，方知共产党的天下是从笔缝里省出来的。”
当时的延安，共产党人发明了油灯“一灯多用法”：一盏灯供多人围坐办公，写完的纸张背面再作演算。而同时期重庆的用油情况是这样的：国民党军政部次长陈诚的公馆，每晚消耗的美国汽油足够普通家庭一年的开支。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对比，清晰预示了两种政权的最终走向。
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究竟靠什么赢得人心、走向未来？答案就在灯碗的刻度里，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对纪律规矩的坚守中。当年王震率359旅开进南泥湾，官兵始终保持铁的纪律，每开垦一亩荒地都登记在册，杜绝任何侵占群众利益的可能。军民在共同劳动中厚植了鱼水深情。纪律不是束缚发展的锁链，而是保持先进的密码；规矩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赢得民心的基石。
灯芯虽轻，负重未来。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到刹住“车轮上的腐败”，从中央八项规定的破茧之力到“打虎拍蝇”的雷霆之势……当年那盏油灯，依然在岁月深处燃烧。它照亮的不仅是泛黄的历史卷宗，更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之路。它蕴含的价值密码，早已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火炬，化作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利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的成功密钥，也是我们在新征程上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力量源泉。
中国军网20250627 8:21
永葆共产党人的红色气质
党员本色最动人，红色气质最高洁。红色气质是共产党人气节、风骨、品行和操守的外在表现，在老一辈革命家和优秀党员干部身上尤为凸显。
红色气质，彰显的是融入灵魂的忠诚。
方志敏在入党之初写道：“从此，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一诺千金，一生践行。作为根据地的军政主要领导，“我们一切都该听中央指挥”；重病在身时，毅然挥师北上抗日，“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不幸被俘后，面对威逼利诱，他对党忠贞不渝，直到英勇就义。天下至德，莫大乎忠。蔡和森在短暂的一生中，节衣缩食，毁家纾难，把一切都献给党、献给人民，是因为他“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张富清将功绩尘封箱底，扎根偏远山区默默奉献，是因为他誓言“为党为人民，我可以牺牲一切”……这种对党忠诚的大德、信仰如磐的大义，惊天地、泣鬼神。
红色气质，展示的是从里到外的干净。
毛泽民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他虽然掌握着财政经济大权，但执行财经纪律一丝不苟，坚决不乱花一个铜板，被人们誉为心地清白、账目清楚、廉明清正的“三清财魁”。
一身干净、一世清廉，是很多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王荷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他严以律己，公私分明，从不乱花大伙一文钱，深得工人群众的信赖，被誉为“品重柱石”。林伯渠长期身居高位，始终坚守清正廉洁。长征途中，林伯渠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经手的财物非常多，但他毫厘不沾，始终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红色气质，体现的是奋斗到底的担当。
“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这是刘志丹的奋斗情怀；“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谷文昌的铮铮誓言；“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王进喜的壮志豪情；“水过不去，拿命来铺”，这是黄大发的坚定决心……回望百余年征程，为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共产党人燃烧激情、不懈奋斗，谱写一曲曲壮丽史诗。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共产党人身上的红色气质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的学习涵养、锻造锤炼。今天，我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改变，但严格自律的标准不能降，艰苦朴素的本色不能丢，要经常扪心自问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肩上担什么、身后留什么，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时警醒自己正派做人、清廉为官、干净干事，永葆共产党人的红色气质。
中国军号20250628 21:01
靠什么立足大别山
1947年，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关键一年。一份绝密级紧急电报，拉开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壮举的序幕。如果说，挺进中原靠的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那么，刘邓大军立足大别山靠的则是我军严明的纪律。
转战千里到达大别山，只是第一步。大别山虽说是老根据地，但我军主力部队先后三次撤离大别山，人民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压迫，土顽、保甲势力仍在暗中威胁、残害支援我军的群众。群众不敢接近我军，更对我军能否站得住脚存在怀疑。部队行军路过村庄，狗一叫，全村子的人一会儿就没影了。部队刚到大别山时，甚至连做饭的锅都找不到。
大别山的褶皱里，埋藏着无数叩问。秋雨绵绵，寒意阵阵，这支部队像一颗种子从嶙峋的岩石中寻找生存的缝隙。要靠什么讲明“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打回老家来了”，要用什么证明我们“要在大别山立足生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以此为基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穿着南征时的单衣、踩着手编的草鞋，刘伯承和邓小平还是决定从加强纪律入手。王大湾会议，回答了在生根于大别山这个事关解放战争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谈战术制敌，而是讲军队纪律。刘伯承和邓小平在会议上作了非常严肃的发言，强调：“能否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
1947年冬，邓小平专程到大别山金寨县，了解部队在当地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清匪反霸等情况。途中，他住在一位老乡家。得知此前有解放军剿匪，捡走了土匪扔掉的牛，邓小平马上安排人调查，很快为老乡找到牛。除夕之夜，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起这件事：“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记住，这是个教训。”
曾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旅旅长的李德生，后来在他写的《李德生征程忆怀》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夜里，下着大雨。第十七旅有一个班的战士在老乡屋檐下过夜。战士们浑身湿透，冷得发抖，但没有一个人违反纪律，到天亮也没有进屋。
在大别山，部队每次出发前，邓小平一定要派人问一问，司令部借住的农舍“门板上好没有，水缸挑满没有，稻草捆好没有？”有一次，部队往金寨方向转移，住在一个小山村里。山上突然响起了很密集的枪声，部队立即上山。但即使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邓小平还是派来了人，问部队群众纪律检查了没有。
纪律为何能成为每个战士行为的自觉遵循？正是因为，纪律在执行中成为不可触碰的红线。“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是够了格，只靠冲锋两次，是不够格的。”警卫团第四连副连长赵桂良是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因私拿群众店铺里的花布和粉条要被执行纪律。消息传出，连店铺的老板也为之求情。刘伯承严肃地讲：“我们已经三令五申，还要明知故犯。我们的纪律不是一纸空文，我们的纪律是铁！是钢！如果我们对身边的一个连长都不能执行纪律，那么对营长、团长、旅长，包括对我们自己，又如何约束呢？老乡们又怎么能相信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呢？”部队对赵桂良实行了枪决，老百姓震动很大。从严治军的消息，像一阵风传遍了大别山区。老乡们纷纷议论，“这就是当年的红军啊，以后我们不要再跑了。”
师出以律。一支军队的力量不只是看武器装备、编制人数。老百姓从纪律认识到了刘邓大军。他们自发地奔走相告，这支铁军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是为了穷人打天下的子弟兵。
大别山巍峨，岁月峥嵘。重峦叠嶂的山谷中传来整齐昂扬的军歌，是对靠什么立足大别山疑问的响亮回答。虽然付出了重大牺牲，但饱经磨难的刘邓大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像一把利剑插入了敌人的心脏。出了大别山后，“各个部队仗仗打得都很精彩”。党领导人民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英勇斗争，创造了不朽的大别山精神，托举起解放战争胜利的旭日。
一支军队，需要冲锋陷阵的勇气，要有解决问题的智慧，更要有严明的纪律规矩。无论从政治意义、军事意义来说，大别山根据地的艰苦斗争，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胜利背后的真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解放军报20250630 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