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用科技手段加强监督”，为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中持续用好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作出以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正风反腐、全面推进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建设等工作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纪委全会工作部署，纪检监察机关深化理念创新、工作创新、机制创新，构建数字纪检监察体系，推进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赋能应用，促进监督执纪执法提质增效。近日，本网组织采访组前往浙江采访调研，报道当地以大数据赋能公权力监督，推动监督能力提升、监督方式变革、监督更好融入治理的探索实践。
夯实监督数字化基础
每天一早，浙江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副主任林金腾都会习惯性地打开电脑，登录“省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屏幕上，全省招投标项目的实时运行数据尽收眼底。“AI招投标”是林金腾最常用的功能模块，该模块可以对系统汇集的各类行权数据进行碰撞比对、关联分析，筛选出看似不相关的蛛丝马迹，从中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
科技发展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数字时代，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在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浙江依托数字化建设优势，加快推进行权数字化、数据集成化、监督数字化、治理现代化，不断强化对权力全天候全过程监督，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推动形成决策更加科学、执行更加坚决、监督更加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
前瞻布局“数字浙江”：
行权数据全量实时归集，为开展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构筑坚实底座
海量、准确的数据是公权力大数据监督的底座。作为我国数字化建设的先行省份，浙江较早探索运用数字化手段进行政府治理，为大数据信息化赋能公权力监督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擘画了“数字浙江”建设蓝图，并将其纳入“八八战略”，为浙江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2014年，浙江启动建设“四张清单一张网”（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政府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和浙江政务服务网），构建了政府权责的透明框架，为推进政府核心业务数字化打下根基。随后，积极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改革，建立全省一体化的数据共享体制机制，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公共数据条例，统筹推进公共数据共享和深度开发利用，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在浙江，每一名公职人员的手机上都会安装一个掌上办公APP——“浙政钉”。依托该应用，全省所有公职人员可接入一个平台进行工作沟通和办公协同，实现一表通办、一键流转，办公效率大幅提升；打开浙江省政务服务平台“浙里办”，从新生儿出生到养老医保，老百姓的一生大小事，都能在“浙里办”上解决，2024年“浙里办”的办件量达到1.3亿件。
“通过推进‘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构建起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执法等权力事项数字化运行体系，基本实现‘权在线上走、事在网上办’，行权数据的全量实时归集，为政务服务效能监测、权力运行监督提供了数据保障。”浙江省数据局有关负责同志说。
得益于“数字浙江”的大力推进，浙江党员干部的数字化意识近年来大幅跃升。2021年10月，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部署，浙江在全省推广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进一步畅通基层监督渠道。截至今年6月，已实时公开村社小微权力运行信息400万余条，对于群众在平台上反映的问题，一键通达、点对点反馈，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一些基层职能部门也积极利用数字化手段强化监管，例如杭州市萧山区住建局为了破解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难题，打造智慧物业综合管理服务平台，通过业主端、企业端、银行端和政府端四端联动，形成“数字阳光账本”，实现小区公共收益全部线上监管。
在此背景下，浙江省纪委监委抓住机遇，率先在省域层面探索推进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
2021年，从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抓起，上线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系统；
2022年，推动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有效覆盖基层、行政司法、国企高校等机关企事业单位，同时制定数据归集、模型建设等工作标准规范，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体系初步形成；
2024年，深化主体责任侧的监管，加强监督责任侧的监督，纵深推进全省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探索推进以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助力一体推进“三不腐”特别是“不能腐”。
“4年多来，我们从最初以基层公权力为突破口，到不断拓展监督领域，加强问题闭环管理，再到强化‘监管+监督’合力，探索构建监管监督双向协同推进机制，逐步实现对权力运行全覆盖动态监督、实时预警。”浙江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说。
齐抓共管“一盘棋”推进：
理顺体制机制、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各类数据要素贯通归集
数据要先“聚起来”，才能更好“用起来”。数据的贯通和归集是公权力大数据监督的关键，也是难点，只有打破数据壁垒，实现各类数据要素汇聚融合，才能更好释放监督效能。而实现数据的贯通归集，光靠纪检监察机关一家力量远远不够，必须理顺体制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浙江省委将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列入“牵一发动全身”等重大改革项目，按照“省委省政府统筹领导、部门主动履职、纪委监督推动、市县一体联动”的模式，推动整体谋划、全员参与。
2024年7月，在浙江省委部署下，由省纪委监委、省数据局牵头，会同17家数源单位组建了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专班，统筹推进数据归集、共享和安全等工作，有效解决了以往归集数据流程长、效率低，数据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在专班机制下，我们和相关数源单位面对面梳理确认数据需求、数据名称、更新频率、共享方式等，形成数据共享清单，推动各方落实好共享责任。”浙江省数据局有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
这一优势在建设浙江省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时体现得尤为明显。该系统由浙江省纪委监委、省发改委牵头搭建，联通了发改、住建、交通、水利、司法等数源单位的数据接口，涉及单位多、业务范围广。
“我们分析围标串标监管业务的5个模型，梳理33类数据需求，落实省发改委、省建设厅、省交通厅、省水利厅等11家数源单位编目归集责任。”浙江省数据局有关负责同志说，目前已累计为招投标、民生和国企三大领域的27项业务、105个模型共享304类公共数据，为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
除了横向联动外，纵向贯通也很重要。据了解，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由浙江省纪委监委牵头建设，省、市、县三级均建立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专项小组，“一本账”分层分步推进，形成全省上下“一盘棋”工作格局。
“我们以已有的相对成熟的数字化监管系统为依托，把各类主体的行权数据自下而上归集到省级层面的数据中台，同时加强‘一地创新、全省共享’工作统筹，避免重复建设。”浙江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说。
为鼓励地方加大创新力度，浙江省纪委监委将省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打造成开放、融合的大数据监督平台，地方可以提出个性化需求，由省专班统一开发。“比如为加大对招投标领域‘黄牛’的精准打击，我们根据湖州市提出的建立招投标领域‘黄牛库’的建议，由专班会同湖州进行专题会商，开展个性化建模，试点成功后在全省推广运用。”林金腾说。
行权透明清晰可追溯：
抓早抓小防范权力运行风险，有效提升依法规范用权意识
行权数字化为开展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提供了前提和基础，通过推动公权力在线运行，将公权力行使的各环节转化为数据，让权力运行清晰透明可追溯。行权数字化和监督数字化如影随形，推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有效防范权力运行风险。
在浙江省交通工程综合监管系统上，省交通运输厅建管处处长项柳福只需轻点鼠标，便能实时了解在建交通工程、参建单位和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该系统全面打通行业内交通工程、审批、执法等七大系统，并与省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贯通联动。
日前，系统上的一条预警引起了项柳福的注意。预警显示，在杭州市富阳区某县道改建工程招标过程中，两家投标单位所提交的安全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其社保缴纳、建造师证书均在其他单位。
“资质挂靠是标前、标中阶段易发多发的乱象之一。劣质企业、空壳企业借用他人资质承揽工程，容易引发质量安全问题，危害很大。”项柳福告诉记者，传统监管方式下，这类问题很难被发现，而借助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行业监管数据在和招投标全链条数据碰撞后，可以自动生成预警，消除了以往的监管盲区，杜绝暗箱操作的风险。
收到预警提示后，项柳福对照预警核查指引逐项核查，并实时在系统中反馈核查处置结果。这一系列操作，林金腾和同事都可以在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中看到。
“我们专门出台了‘查什么、怎么查’的预警核查指引，督促监管部门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置，倒逼责任部门履职尽责。同时，纪检监察机关可通过系统监督全过程，避免监管部门出现选择性执法或包庇行为，推动实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林金腾说。
经过线上线下联动核查，预警反映的问题被查实，目前已给予相关单位和人员行政处罚和信用降级的处理。“系统将监管结果与信用评价绑定，直接影响相关主体后续招投标资格。这种‘一处违规、处处受限’的机制，提升了违规违法成本，有效遏制侥幸投机心理。”项柳福说。
从实时监管、预警处置到追责问责，系统全程留痕，为权力运行提供可追溯证据链，提升了监督的针对性、有效性，压减了权力行使的弹性空间，推动全行业依法规范用权意识有效提升。
据了解，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已贯通发改、交通、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业务系统153个，在归集各部门、各层级公权力行使数据基础上，正重点向招投标、民生、国企等领域拓展，提高监督穿透力，加强预警纠治。针对权力运行中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关键环节，构建多维数据分析、跨业务关联等高阶监督模型，强化数据全面碰撞分析，及时发现行权异常行为，并推送至纪检监察机关相关部门开展核查，实现高效精准处置。
“这是一件艰难但有意义的事，要坚持做下去。”采访中，多位受访对象向记者表达了相似的感受。顺应数字化发展大势，浙江的探索让我们看到，大数据技术串联起行业监管、内部监督和纪检监察专责监督，形成“三位一体”的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格局，推动监督能力实现质的跃升。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50827 6:30
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手段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数字时代，公权力监督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化技术发展带来的监督数字化，成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方法手段。
从浙江以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正风反腐的实践来看，数据驱动下的精准查处，让腐败无所遁形，强化了“不敢”的震慑；制度规范转化为数据规则，实现及时预警、主动拦截，扎紧了“不能”的笼子；覆盖权力运行全过程各方面的监督提醒和精准教育引导，增强了“不想”的自觉。通过技术、制度、实践的深度融合，推动更好形成监督、办案、治理、教育的完整闭环，有效提升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能力和水平。
安上科技“透视镜”：
提高监督穿透力和办案效能，强化不敢腐的震慑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面对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的重要要求，传统监督模式囿于人力、经验限制，难以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全覆盖、穿透式监督。而公权力大数据监督的核心优势之一，就是对相关领域行权数据进行全量比对、碰撞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和异常。
临海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黄曼影对此深有体会。今年2月，按照浙江省纪委监委统一部署，临海市纪委监委聚焦医疗设备采购探索开展公权力大数据监督试点，为全省推广提供经验。
“与普通采购相比，医疗设备采购不仅更专业，而且几乎没有公开的采购价格信息。”黄曼影告诉记者，接到试点任务后，市纪委监委以单价30万元以上为标准，归集全市23家公立医疗机构近些年来采购医疗设备的品牌、价格、供应商等信息1300余条，“但由于不掌握其他地区同类设备相关采购信息，单纯依据设备单价很难发现问题。”
“我们决定从采购总金额入手，通过数据异常筛选可能涉及违纪违法行为的线索。”黄曼影介绍，通过设立采购总额突增预警规则，系统自动标记出市第二人民医院与某生物技术公司的异常交易：2018年耗材采购额同比激增74%。
“数据碰撞揭示出关键线索。”黄曼影说，随后市纪委监委将该公司社保参保数据和医院离职人员数据再次比对分析，发现市二医院原职工郭某于2017年离职后，在这家生物技术公司任职参保。后续调查显示，郭某利用此前的影响力与市二医院设备管理科负责人袁某来往密切，进而发现袁某存在涉嫌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问题，目前袁某已被立案审查调查。
“借助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可以有效提高监督穿透力和办案效能。”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卫健委纪检监察组干部徐帆介绍，特别是在涉及面广、对象繁多、事项庞杂的医疗医药领域，通过用数字化手段穿透分析、顺藤摸瓜，高效筛查异常数据、精准发现问题，为反腐败安上科技“透视镜”，促进监督执纪执法提质增效。
通过以“算力”解放“人力”，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极大提升了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精准度和穿透力，大幅压缩了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生存空间，有效形成“伸手必被捉”的强力震慑。据统计，自2021年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发端，截至目前，浙江省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逐步拓展到招投标、医疗医药、民政等众多领域，累计产生红色预警信息19.8万条，查实率73%，转问题线索5.9万件，挽回损失14.09亿元。
织密数据“防护栏”：
加强全天候全过程监督，扎牢不能腐的笼子
不能腐，侧重于制约和监督，扎紧制度笼子。这既要求加强制度建设、补齐短板漏洞，更需要注重保障制度得到刚性执行，有效防止懈怠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曲解性执行等问题。
日前，家住宁波市鄞州区春城社区的周立民老人银行卡上新增一笔进账：每月80元的高龄津贴。就在一个月前，周老刚年满80周岁，系统监测到该信息后，便自动生成核查通知并推送至社区工作人员，提醒其进行审核确认。
养老补助补贴涉及面广、资金量大，是惠及广大老年群体的民生实事。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开展补助补贴公权力大数据监督试点前，当地群众需要知道自己符合领取条件后，本人前往社区登记，由工作人员初审并转报区民政局完成申领。在实际操作中，不仅常有老人没及时申请，而且过于依赖经办人员主观因素，由此引发选择性发放、优亲厚友等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让好政策在执行中变了味。
“高龄津贴申领的核心标准是年龄和户籍，我们以此为主要依据，推动相关职能部门搭建‘是否漏发多发’监管模型。”鄞州区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胡凌伟说，通过将相关制度规定转化为数据筛选规则，不仅能及时发现符合条件的申领对象，更可以从源头上堵住违规发放的漏洞。“比如对于年龄不符的对象，算法模型自动将其拦截剔除，无法进入后续环节，杜绝人为因素介入。”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将规章制度的核心逻辑、关键内容进行归纳提炼，转化为实时监测、自动执行的数据规则和算法模型，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全天候全过程监督，有效克服了制度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选择性、随意性等弊端，保障制度规矩执行到位。
“我们系统梳理申请资格、资金拨付、动态监管等相关规章制度，融入模型建设中。”胡凌伟告诉记者，在鄞州区纪委监委的推动下，补助补贴“是否漏发多发”监管模型已横向联通民政、财政、公安等部门核心数据接口，每天定时进行自动匹配，并对审核、发放等相关操作全程留痕，倒逼相关公职人员按规矩办事，确保补助补贴精准发放。
“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应享未享’到‘免申即享’，从源头阻断违纪违法问题发生。”胡凌伟说，系统还通过实时动态监测、全程数据留痕、限期追踪办结等方式，精准识别执行偏差，消解自由裁量空间，提升制度执行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我们梳理民生领域补助补贴相关事项，今年以来新构建监督模型6个，产生预警62件。”鄞州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陶飞介绍，转化为监督模型的规章制度，能够无缝嵌入业务流程的关键节点，也让监督监管方式发生重大转变——从事后处理前移至事前、事中拦截，从被动响应转化为主动预防。
“比如匹配到人员死亡信息，系统便自动挂起停发高龄津贴服务。”陶飞说，通过梳理老人去世、户籍迁移、纳入特困保障等情形，已推动构建“多发核销”“服务变更”等自动预警处置模型，采取系统自动提示、补贴自动停发等方式，提前拦截可能发生的违规发放行为，有效防止不执行、乱执行、慢执行等问题。
通过将制度规范转化为数据规则，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赋能下，大量问题被遏制在“将发未发时”“程度较轻时”。而随着实践应用的深入，模型运行产生的大量预警信息和分析结果，为揭示共性问题、查找制度漏洞提供了靶向和依据，有效构建起“预警发现—问题整改—建章立制—规范提升”工作闭环。2021年以来，围绕公权力大数据监督预警发现情况，浙江省纪委监委已推动相关部门和地方完善村级劳务用工、资产资源管理、招投标等制度550项，让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紧。
筑牢清廉“警戒线”：
提升廉洁教育针对性有效性，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在一体推进“三不腐”中，不想腐是根本，侧重教育和自律。从浙江的实践来看，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不仅有效提升了监督的精准度、实时性和威慑力，还显著提高了廉洁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
7月18日上午，丽水市庆元县松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春华的“浙政钉”上，收到一条关于自觉遵守招投标相关制度规定的提醒信息，落款为“浙江省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就在前一天，他所负责的松源街道高标准农田及耕地功能恢复项目正式进入招投标环节。
“招投标领域违纪违法问题易发多发，我们在搭建系统推动治理的同时，对如何抓早抓小、加强教育引导，推动实现不想腐进行了探索。”浙江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干部胡默凯告诉记者，通过在系统中开发智能提醒功能，在重要环节和关键节点，平台会自动抓取有关公职人员的信息，及时提醒依规依纪依法办事。
胡默凯介绍，系统会根据项目负责人的身份，自动调整、适配相应的廉洁风险教育要求。比如在发送给王春华的信息中，就明确提醒，在招投标文件编制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则，严禁故意设置不合理的条件或门槛，以排除其他潜在投标人，为特定企业或个人非法创造中标机会。“与传统方式相比，这种智能提醒有着因人而异、精准投放的优势。”
记者了解到，自2024年11月智能提醒功能运行以来，已围绕项目立项、招标项目登记、评标专家抽选产生、业主单位评标专家确定等招投标主要环节，向项目负责人、评标专家、行业监管部门承办人等发送提醒信息5000余批次。目前正考虑向财审经办人员、业主单位参与评标的代表、基建办经办人员等对象延伸拓展，逐步实现对各类关联主体的廉洁教育全覆盖。
“大数据技术推动廉洁教育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实现提醒常在、警钟长鸣。”浙江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在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赋能下，推动党员干部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在潜移默化中逐步从“被动接受约束”向“主动规范履职”转变，不断厚植不想腐的思想根基。
“系统会对不当履职行为进行实时拦截提醒，我更清楚地知道哪些行为是违规的。”临海市白水洋镇卫生院医生朱哲秀说，自己和同事都知道“人在做、数在算、云在看”，更加注重规范诊疗行为，“这其实也是对医护人员的一种保护。”
既加强教育提醒，也注重正向引领。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基于“智廉监管平台”对患者满意度及投诉建议等的统计分析，医院定期晾晒医务人员“满意度成绩单”，通过正面激励，引导医务人员崇尚先进、见贤思齐，自觉规范履职行权。
“这是一项以技术促融合，更好实现‘三不腐’一体推进的有益尝试。”浙江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大数据应用带来的监督数字化，将不敢腐的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更好有效贯通、融于一体，将进一步释放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综合效应。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5-08-28 06:30
撬动监督治理能力跃升
开展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最终目的是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促进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近年来，浙江省以大数据赋能公权力监督，将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促进治理、推动发展贯通起来，让监督更好融入治理，在治理中发挥监督作用，在监督中提升治理效能。
完善监督治理格局：
打通堵点厘清职责，促进各类监督主体协同联动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公权力大数据监督通过技术手段重塑监督形态，构建全流程监管监督体系，有利于打通监督盲点堵点、厘清职责边界，为各类监督主体立足定位、融入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促进各监督主体力量整合、工作融合，形成同题共答、同频共振的监督治理格局。
日前，省属国企巨化集团有限公司接到浙江省国资国企智慧监管监督系统推送的“经营异常企业中标国企采购项目”预警信息，反映巨化集团下属某化工科技公司6个标段采购项目中，中标的某物流公司、某建筑劳务公司均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存在经营风险。
这样的预警，仅仅依靠巨化集团内部业务系统是无法发现的，而国企领域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能够使用工商登记信息和法院司法风险信息等碰撞产生。在平台助力下，巨化集团采购监管部门及时组织核查，并在平台上传处置情况说明。省国资委、省纪委监委在线上全程关注，聚焦情况说明是否合理、是否将相关企业纳入黑名单、是否修订制度、是否开展专项治理等维度跟进监督。
招投标、国企等领域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由于业务形态多元，公权力运行环节和流程复杂，容易出现各类监督主体各自为战、协同不够等情况。浙江省纪委监委第五监督检查室干部张志文告诉记者，从上述案例看，国企领域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从监管端、企业端和纪委端三个方向着手，厘清监管监督职责边界，推动各类监督主体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同时，依托信息技术建立健全预警处置机制，强化闭环管理，预警信息一旦产生，后续分办给谁、处置进度、处置是否到位，都受到全流程线上监督，倒逼各类监督主体主动推进信息沟通、措施配合、成果共享，推动解决监管和监督“两张皮”问题。
“对职能部门发现的公职人员涉风腐问题线索和纪检监察机关发现的行业违规问题，我们实行双向互送机制，将对‘合规行事’的监管与对‘廉洁行权’的监督既区分开来又统筹起来，促进各类监督主体良性互动、监管监督双轮驱动。”省国资委有关负责同志说。
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深化，借助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各类监督主体同向发力、贯通协同的叠加效应愈发凸显。同时浙江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国企领域，由于企业架构复杂、监管责任交叉，还需要突出重点、持续发力，更好形成各类监督主体联动协作的工作格局。
从横向来看，国企监管既有出资人监管，也有行业监管，对一些经营性违规行为的监管仍然存在盲区；从纵向来看，上下级国资国企监管部门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如省国资委重点监管省属企业，对市县国资委只有指导、监督职能，对市属、县属国企的监管力度也偏弱。对此，张志文表示，“目前，浙江正在加快完善国企领域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全省国企监管监督‘一张网’），逐渐接入金融、文化条线国企和市属、县属国企，实现对全省国企采购、大额资金监管等行权事项监管监督的贯通，推动各管一段、互不隶属的国资监管监督拧成一股绳，更好融入和促进国企治理。”
拓展监督治理深度：
撬动重点领域系统性改革，破除行业体制机制弊端
推动深化改革阻断腐败滋生蔓延，让腐败问题少发生、不发生，是提升监督治理效能的题中之义。从浙江的实践看，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有助于建立“发现—整改—检视—完善”的监督治理闭环，既能推动深挖彻查预警指出的问题，也能推动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以“预警一类”促进“治理一域”，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招投标领域点多面广环节多，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监督治理是普遍性难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浙江省探索以开展招投标领域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为牵引，撬动招投标领域深化改革，重塑体制机制，堵塞制度漏洞，从源头上惩腐治乱，取得阶段性成效。
在浙江，多部门共建共用共享的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实时在线监测全省投资项目建设情况，发现异常自动产生预警信息。“系统从行政监管、行政执法、刑事犯罪、违纪违法各个维度，给政府投资项目全链条、全环节装上了‘警报器’，只要行为触碰底线、越过红线即刻预警。”浙江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主任欧阳乐说，系统运行监管模型72个、监督模型68个，剑指围标串标、挂靠资质、买标卖标、黄牛专家勾兑等九大行业乱象，以及量身定制、违规干预等七类腐败问题，助力精准高效发现查处腐败问题、纠治行业乱象。
“通过批量发现和查处问题，并加强类案分析，我们认为招投标领域腐败问题和行业乱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监督管理体制不顺、机制不畅，存在上下不贯通、推诿扯皮现象，必须用深化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欧阳乐说。
改革直面问题源头，致力于系统性革新，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方面，根据系统预警和前期监督治理情况，重塑行权规则，着力推动招投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省政府出台专门规范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废止相关条例，招投标管理体制从原来“九龙治水”到现在“政府领导、发改牵头、行业监管、纪委监督、平台支撑”的“一摊共管”模式，全链条打击各类违纪违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对线上高频预警进行回溯分析，推动精准发现监管漏洞、及时补齐制度短板，全面推进招投标领域配套制度“废改立”，督促发改、建设、交通、水利等部门全面修订“评定分离”规则、招标代理机构管理、评标专家及专家库管理、工程标后履约监管、建设单位考核评价管理办法、政府投资项目主体责任追究等一系列制度，压实各类关键主体责任，强化“标前、标中、标后”全过程监管监督。
多位受访对象认为，依托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开展分析研判，能够迅速全面准确查找行业领域制度建设薄弱点、权力运行风险点、监督管理空白点，推进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让权力配置更加科学、权力运行制约机制更加健全。
提升监督治理效能：
督促党员干部规范履职用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
2021年开展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以来，产生红色预警19.8万条，大量用权不规范行为得以纠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理的检举控告、初次举报、重复举报数分别下降51.3%、47.6%、72.8%，一批重复信访、疑难积案得以解决……
用权规范化水平的提高、信访举报量的下降，有力印证了以科技手段助力监督治理能力跃升，推动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向上向好。实践证明，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划出了行权底线、标明了行权禁区，既是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数字安全防护栏，也为党员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标尺。权力的规范行使，还推动优化政务服务、提升工作效能，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
农村“三资”管理领域点多面广，依靠传统方式，存在监督效率不高、治理效果局限等问题。今年以来，浙江在村集体经济较发达、信访举报频发的区县先行先试，试点农村“三资”管理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为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积累经验。
日前，永康市纪委监委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上生成的一条预警，引起市纪委监委信息中心副主任马俊阳的注意。预警显示，象珠镇寺口吕村一处厂房自承租开始，总共拖欠租金127万余元，且拖欠时间超过了3个月，存在租金收缴不及时、催缴不到位问题。接到市纪委监委预警推送后，象珠镇纪委随即展开调查，监督推动寺口吕村全面清查村集体租金应收未收情况，截至今年6月，追回了拖欠村集体租金181万余元。
“这个预警是运行‘村集体租金应收未收’监督模型发现的。后来该模型在全市推广，用于排查同类问题，目前共产生预警31条，转问题线索5件。”马俊阳说，针对村（社区）高频事项和“微腐败”易发多发环节，该市纪委监委搭建针对性监督模型，批量查改问题，以精准高效监督赋能基层治理。去年以来，已通过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推动立案62件，督促完善村级采购流程、加强村级合同合法性审查、盘活农村资产资源等，挽回村集体经济损失2000余万元，与之相关的信访举报也大幅下降，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水平明显提升。
对村（社区）小微权力线上审批、线上公开、线上监督、线上预警，不仅推动村（社区）干部高效办好每一件事，也有效破解了“熟人社会”监督难题。“村干部个人裁量权被压缩，技术的‘无情’为难讲的‘人情’提供了应对方式。”象珠镇纪委副书记李享表示。
权力运行更加清晰透明，群众关心关注的事从“幕后”晾晒到了“台前”，也激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积极性，推动监督下沉、监督落地，提高基层治理质效。象珠镇象珠四村一名村干部说：“村民以前主要看村干部‘贪不贪’，现在也关注合规、公平、透明等，更愿意过问村里的事。”
从浙江全省的情况看，在村（社区）监督治理方面，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贯通融合基层公权力全程在线审批应用和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信息平台，对接“基层治理四平台”（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实时公开村（社区）小微权力运行信息。截至今年6月，“监督一点通”累计访问量超过1亿次，群众反映强烈、普遍关心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群众满意度达到99%，监督成果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深刻把握发展机遇，主动适应形势变化，才能赢得主动。浙江的探索证明，加快构建数字纪检监察体系，推动数字技术与纪检监察业务深度融合，开展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是提升精准监督、数字化反腐水平，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有效路径。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能力，更加注重以科技赋能正风反腐，推动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5-08-29 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