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卫华：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和各位领导，我怀着无比沉痛的…

　　袁卫华案是中央纪委机关查处的一起典型案件。这名37岁的处级干部虽然职级不高，但违纪行为却非常严重和恶劣。袁卫华曾经是家乡的高考状元，北京大学法学院高材生，大学毕业后直接考入中央纪委机关工作，曾经参与查办过慕绥新、马向东、武长顺等大案要案，也曾经立功受奖。他最后走向这个结局，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包括他自己。

　　袁卫华（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真的特别后悔做这些事情。一方面反腐败，一方面腐败，这个确实是自己觉得挺后悔，悔恨的一件事情。

　　袁卫华众多违纪行为中最为突出、最为恶劣的问题，是故意泄露案情。他不止一次将工作秘密拿来做交易，其中第一次发生在2004年，他主动向某副部级干部泄露举报内容。

　　袁卫华（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是举报信，知道有这个事儿，我就先口头给他讲的。他说你能不能给我看一眼，我说行啊，我说哪天回去了我给你拿过来。我想和他处好关系，然后通过交往以后我希望通过找他要点工程。

　　这名副部级干部任职的地区，属于袁卫华所在的第六纪检监察室对口联系的地区之一，袁卫华因此有机会掌握反映该地区党员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而第一次泄密，就换来了一个超乎他想象的大工程。

　　袁卫华（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他也是觉得我这个人可能未来会对他有用，所以他就愿意用这个重量级的工程去和我交往。因为我也是很忐忑地和他交往，我是科级干部，他是副部级干部。但是在一张嘴的情况下，竟然我成功了，这样就真的是有一种一发不可收的感觉了。

　　这就是袁卫华泄露问题线索交换来的第一个工程，这个保护区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被交给了袁卫华父亲的工程队。在儿子到中纪委工作之前，袁卫华的父亲手下只有一支三五个人的小包工队，只能承接一些防水、房屋翻修的小工程，但他儿子却帮他逐渐成为当地有名的承揽工程专业户。袁卫华则要求父亲订立遗嘱，写明“将家庭财产全部给大儿子袁卫华”。多年来，袁卫华利用自己的权力，承揽到总金额超过10亿元的工程项目。

　　愿意下本钱和袁卫华交往的领导干部，自身往往存在问题，希望他在关键时候能给自己帮上忙。

　　侯凤岐（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原书记）：中纪委找我谈话，我也心里没底，不知道谈什么问题，所以我给他打电话，他当时也跟我说，说是没啥，就是在调查某案过程中，有一个情节需要你证明，我从内心是表示感谢吧，那我们水利上有工程，就给他引荐。

　　袁卫华除了通过拿工程牟利，也收受大量财物。党的十八大之后，他仍然没有收敛、收手，泄密内容除了中管干部的问题线索，还包括重要案件的初核方案、审计报告、调查报告等，甚至帮审查对象一起分析情况，出谋划策。

　　穆红玉（时任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袁卫华是典型的以案谋私，2014年到2015年，袁卫华在天津查办相关案件，时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的黄兴国就主动地多次与袁卫华接触，打探武长顺案件、杨栋梁案件的相关信息，同时也套取、打探关于黄兴国本人一些问题线索。袁卫华都一一奉告。为此黄兴国多次地请袁卫华喝酒、吃饭，赠送名贵手表等贵重的礼物。

　　这类秘密的泄露都会对纪律审查工作带来极大的阻碍甚至破坏，但在利益驱使下，袁卫华把纪律底线置之脑后。

　　穆红玉（时任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一些有问题的领导干部心存侥幸，不是主动地向组织交心，向组织主动坦白自己存在的问题，而是往像袁卫华这样的纪检干部身上靠，去贴，打探有关信息，试图对抗组织的调查。

　　就在2015年被立案审查的前几天，袁卫华还为父亲运作拿到了两个工程。他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情节如此严重，令人震惊，也令人深思。

　　袁卫华（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我的求学之路是很顺的，始终是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一直到北大。因为我当时对自己仕途的发展是一种比较快速的规划，希望能够尽快地进入处级这个岗位。但是这个目标情况之下，如果顺便能生活更好，那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对党员干部来说，失去了理想信念、丢掉了宗旨意识，也就失去了底线。袁卫华一方面把当大官当作人生追求，一方面又想着发大财，在这样畸形、扭曲的人生观驱动下，他对组织和纪律如此毫无敬畏，也就并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