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湘原名树春，字子风，1905年1月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影珠山下福临铺的一户贫苦佃农家庭。

陈树湘的父亲陈建业一生务农，但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耕的是地主的地，住的是地主的屋，面朝黄土背朝天，含辛茹苦干一年，仍不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童年的经历给了陈树湘太多的痛苦，陈树湘五岁那年，母亲不幸去世，父亲无奈之下，只得将年幼的妹妹给人家当童养媳。三年后，陈树湘也到附近一户地主家做小长工，白天放牛、割草，晚上睡在牛栏房里看守庄屋。后因家乡大旱，田里颗粒无收，他不得不离开家乡，随父亲流落到长沙市小吴门外陈家垅，以种菜和宰猪、帮厨谋生，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风波传遍全国，古城长沙沸腾了。14岁的陈树湘对这一切感到又好奇又兴奋。每天上街卖完菜，他就花时间听学生的街头演讲，那慷慨激昂的声音，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在他年轻的心中激起一层层波浪。他被学生演出的新剧《鸦片战争》《哀我台湾》深深地吸引着，有时深夜也不回家。陈树湘的家与毛泽东在长沙城东清水塘的住处只有一岭之隔，他常去那里挑水送菜，深受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影响。他在这里还结识了何叔衡、李维汉、周以栗、滕代远、郭亮、夏曦、夏明翰、毛泽覃等人，时常聆听他们在一起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年轻的陈树湘如在漆漆黑夜中见到曙光，思想大有进步。

1922年深秋，岳麓山枫叶红似火，陈树湘心里也怀着火一样的激情。在夏明翰、贺恕介绍下，陈树湘决心与族名“陈树春”告别，以新名“陈树湘”，在二里牌一所夜校里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了革命生涯的第一步。年轻的陈树湘立志报效祖国，拯救同胞。当农民运动在长沙近郊兴起后，他积极投身其中，白天下地劳动，晚上挨家串联发动。“做长工，做短工，一年到头两手空;挑担子，拉车子，一年到头饿肚子。”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编成歌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启发农民兄弟。经受着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1925年7月，20岁的陈树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浩浩荡荡的北伐军朝长沙开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陈树湘同一批农协骨干，勇敢地配合北伐军攻打长沙，并利用敌人溃败之机，夺得枪支10余支，建立起一支农民自卫武装。

“马日事变”后，长沙全城血雨腥风，一片白色恐怖。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眼看一批批革命同志倒在血泊之中，陈树湘异常悲愤。这时，他心中只有三个字“要反击!”于是，他跑到东乡参加农军，准备反攻长沙。当这一计划被取消后，他又毅然决定与杨立三、赖传珠、张令彬、刘荣辉和鄢辉等一批农友，秘密前往武昌，经周以栗介绍，在当时号称“铁军”的叶挺部队的一个新兵营当兵。不久，他被提拔做了班长。当他所在新兵营改编为警卫团三营时，他升任为排长。7月下旬，他随团乘船东下，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后因南昌起义部队已向南转移，他又随部队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并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地区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这座原本很不起眼的大山，随着朱毛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成为全中国关注的地方。蒋介石一次次派出军队，企图消灭红军。在这艰苦的战争岁月里，陈树湘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先后担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三十团七连连长、红四军特务连连长和特务营党代表、红二纵队四支队政治委员，屡建战功，逐步成长为红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

1930年1月，红四军主力回师赣南，陈树湘留在长汀，任独立团团长，在长汀、清流、连城一线坚持游击战斗。1931年，他被福建省军区任命为独立第七师师长。5月，又调任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九师师长。不久，调任红十九军五十四师师长。1933年6月，为支援江西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驻守福建的红十九军缩编为三十四师，他的师缩编成一〇一野战团，他由师长改任团长，率部在闽西北开辟新的战场，在中央苏区的外线打击敌人。

陈树湘指挥作战，素以机智骁勇著称，打了许多硬仗和胜仗。

地处江西宁都东北郊的泉上，是福建宁化与明溪之间的交通要冲，居民密集，较为繁华。这里有一个清朝时期修筑的大土堡，墙高三丈，厚两丈，有四个城门，土堡周长两公里多，堡内街巷纵横，有国民党卢兴邦部的第307团与在堡内的宁化、清流、石城、长汀四县的地主武装四百余人驻守。堡内屯积了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敌人凭借土堡屏障，直接威胁着附近苏区的安全。1933年7月，陈树湘率团参加攻打泉上土堡的作战。红军从正面发起进攻后，堡内敌人惊慌失措，匆忙向清流请求支援。卢兴邦部第309团前往泉上增援，行至雾阁地区时，埋伏在此的陈树湘一声喊“打!”顿时，枪声密集，红军战士个个如猛虎出山，打得敌人落花流水。很快，战斗结束，全歼卢兴邦部第309团，从而保证了攻打泉上土堡战斗的胜利。接着，陈树湘率部马不停蹄奔赴秋口，将由清流县城向永安撤退的卢兴邦部第308团压回清流。陈部再转至马屋附近，又将连城出来增援清流的一个团击溃，为红四军包围和攻占清流县城，全歼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陈树湘率部在战斗中灵活机动，作战勇敢，表现了出众的军事才能。1934年3月，他被任命为红三十四师师长。

陈树湘指挥作战，善攻善守。他担任师长之时，正值广昌失利、苏区势危之际。为遏制强敌的进攻势头，他先后奉命率部坚守泰宁、梅口、建宁、石城、高虎垴等地。首战泰宁，敌强我弱，空中有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阵前汤恩伯两师气势汹汹。但陈树湘临危不惧，布兵山头，凭借掩体，以一师之兵对付三万之敌，虽阵地失守，却赢得了战机。次守梅口，梅口为中央苏区宁都和瑞金的交通大门，关系红都命脉。陈树湘动员军民，沿梅口河滩一线深挖战壕，加固掩体，布下防线，严阵以待。国民党周浑元部第八十八师白天强渡难成，夜晚抢渡未果，七天六夜，陈树湘部岿然不动，寸土未丢。再守建宁，阻击黎川南下之敌，截住泰宁西进之兵，周旋两线，坚守旬日。后又退至江西石城，设防驿前，七昼夜兵马没有休息，七昼夜战斗亦未停止。然后又奉彭德怀命令，挺进高虎垴西侧，突袭敌军侧翼，并在敌军后方十五里处，集中火力猛袭敌军后续部队，敌军溃退，敌总指挥陈诚也因此被撤职。此后，他又奉命转战四方，扼守多地，部队疲劳奔波，一直没有得到休整。

这年10月，他奉命率部在兴国以南的社富设防，又最后撤离兴国进入于都，掩护中央军委两支纵队和五支主力军团渡过于都河。红军队伍在秋风中走过于都浮桥，陈树湘含泪告别朝夕相处的苏区人民，踏上了万里长征的路途。

在长征途中，隶属于红五军团的红三十四师是打得最苦、最悲壮的一支部队。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陈树湘的红三十四师又是红五军团的后卫，乃“后卫的后卫”，一路抵挡着国民党的追兵，同尾追不舍的敌人频繁作战。毛泽东曾风趣地称长征初期的这种战术为“打狗战术”，红三十四师就是长征途中的“打狗队”。身为“打狗队长”的陈树湘更是分外紧张，简直是兵不卸甲，马不离鞍，哪里出现了敌人的追兵，他就指挥部队迎上去展开阻击战。

历史记录了陈树湘指挥的一次又一次激烈艰苦的战斗：安息、古陂阻击粤军，保证中央机关和主力过信丰河；汝城兵分两路，堵击粤、湘军的前锋团，掩护中央机关和部队前进；汝城西南协助红十三师抗击湘、粤军，保证了红军兵分五路沿郴州、宜章西进；延寿、岭秀阻击湘粤敌军，延滞敌军行动，掩护主力和中央机关顺利渡过潇水。紧接着，掩护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的艰巨任务又落在红三十四师肩上。

1934年11月，红军到达湘江边，要西进，非跨湘江天险不可。26日，渡江战役打响。湘江之战空前酷烈，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拼杀战。陈树湘率部掩护红军主力抢渡湘江。当渡江战斗打响后，他先率部与尾追之敌李云杰李韫珩及地方保安旅团频频接火，边打边走，于27日经蒋家岭、雷口关急速进入灌阳，再在水车至文市一线阻击追敌。当夜，陈树湘与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分别向各团部署任务。28日天刚放亮，敌军就从三面围攻过来，空中有几十架飞机轮番侦察和轰炸，地面南有敌夏威部，东有李云杰、李韫珩部，北有薛岳、周浑元、罗卓英、王均部。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敌人和即将展开的殊死战斗，陈树湘镇定自若，指挥全体指战员，进行顽强的阻击，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他和指战员都深深懂得，只要阻击能多坚持一分钟，就能为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减少一分渡江的危险。他们就这样前后鏖战了四天五夜，一直坚持到30日清晨，为中央和军委两个机关纵队以及红军最后一支部队红八军团顺利渡过湘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陈树湘率领红三十四师胜利地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任务，但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全师从六千人锐减到已不足千人。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红三十四师且战且退。30日清晨，陈树湘率人掩埋好战友们的尸体，疏散安置了重伤的战友，并派先头分队迅速赶往江边架好浮桥，准备渡江。开始渡江时，遭到敌机的轰炸和地面敌军的围攻。浮桥被炸毁了，200多名同志英勇牺牲，渡江已不可能。他只好率部突围，沿湘江东岸北进，到达全州南边的洪水青，于夜半抵达椅子坪一处小山村歇息。

12月1日，陈树湘率部翻越海拔1900米的宝盖山，到达凤凰嘴一带，并试图在凤凰嘴徒涉湘江，不料又遭到桂敌两个师的阻击。他知道这可能是争取渡江的唯一机会了。于是，操起一支步枪，亲自率领红军打冲锋，但没能打退敌人，夺得江边的徒涉点，且部队又伤亡了100多人，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和两位团长都在此相继阵亡，剩下的七八百人枪，又被敌人冲散。情况万分危急！陈树湘临危不惧，命令参谋长王光道率领师部机关和部队300人向东折回全州到灌阳之间的岭脚暂避。

12月3日，部队借夜色分别突围，在龙母坝集中。如何摆脱这一孤军无援的困境，保存革命力量，陈树湘致电中央军委请示，中央军委回电要他率部迅速回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去。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决定兵分两路突围，一路由团长韩伟、二营长侯德奎带领，但这一路突围出去后在大江源遭到地方民团武装的袭击，最后仅剩下30多人；另一路由他和参谋长王光道带领突围后从江塘经永安关、德星等地到达道县瑶族聚居的空树岩村。这时，广西地方民团正从灌阳方向逼来，为了保存力量，他率部沿都庞岭山麓向南退却。当行至永明县(今江永县)的大溪源时，又遭到敌人的前后夹击。他令部队边战边行，直到深夜才甩掉敌人，到上江圩作短暂的休息。

当陈树湘最后一次集合阵地上的战士清点人数时，仅存的一个连长向他报告说：“我们现在还有53人，15名轻伤，7名重伤。枪支有余，然子弹只有103发……”听到这些，陈树湘没有作声，但心中已知形势极其严峻。

1934年12月10日，陈树湘率红34师余部在江华桥头铺牯子江渡口抢渡潇水时，不幸腹部中弹，身受重伤，他用绑腿带扎紧撕裂的伤口，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12月12日，当部队到达道县四马桥时，遇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截击，危机时刻，陈树湘命令师参谋长王光道带领不足 100人的队伍突围，自己和两名警卫员，一名枪械师留下掩护。经过激战，王光道所带队伍突出重围，陈树湘与他的警卫员和枪械师暂时隐蔽一个山洞里养伤。

12月12日漆黑的晚上，饥寒交迫中，陈树湘的一个警卫员潜出山洞，敲开了一户农家的门，从门缝里递进一个银元说道：“我是红军，我只剩下最后一块银元了，能不能给我们一点东西吃。”农家主人周昌荣一听说是红军，立马把警卫员请进了门，并把火炉上的一锅红薯装给了警卫员。后来，周昌荣 还让其只有十岁的儿子周明安给陈树湘送去止血的草药和井水、粮食等急需物资。陈树湘在这个岩洞里渡过了人生最后也最温暖的五天五夜。

12月17日傍晚，当地保安团满山搜查，陈树湘率领战士从岩洞向外突围，因身负重伤、弹尽粮绝，在馒头岭下冯督庙不幸被俘。

敌人用一个担架将陈树湘抬往道县四马桥镇的一间药铺。道县保安团一营营长何湘见抓住了一位红军师长，欣喜若狂，他盘算着如何向上级邀功请赏。何湘赶紧吩咐下属安排好饭菜让陈树湘吃晚餐，陈树湘推开送来的饭菜拒绝进食。何湘见陈树湘精神状态不好，腹部还流着血，担心陈树湘随时死去，领不到更多的赏钱，就转身找药店老板何正生拿来洋参泡水给陈树湘喝，依然被陈树湘拒绝。这时的陈树湘已经奄奄一息，蜷缩在药铺度过了一个黑暗漫长的冬夜 。

负伤的陈树湘（油画）

何湘为向上级送一个活着的师长领到更多的赏钱，趁天还没有亮，就抬着陈树湘往道县县城走。天气寒冷，山路颠簸，陈树湘腹部的伤口流了一路的血，但他却没哼一声。队伍行至蚣坝镇石马神村麒麟庙前，敌人抬累了把陈树湘放在一棵冬青树下，自顾坐在庙宇的门槛上休息。

担架上的陈树湘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他决心不能向敌人投降，不当敌人的俘虏，于是趁敌不备，忍着剧痛，毅然用手伸进腹部早已溃烂的伤口，掏出温热的肠子，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绞肠自尽，壮烈牺牲，年仅29岁。

肝肠寸断，陈树湘用这种前无古人的壮烈牺牲方式，实践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的峥峥誓言，诠释了他对党的绝对忠诚和对“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

陈树湘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并将他的头颅用竹笼装住，悬挂在道县县城最热闹繁华的西门街示众。同时，也杀害割下了陈树湘警卫员的头颅。道县老百姓为陈树湘壮举所感动，不忍红军尸骨暴露，冒着生命危险将陈树湘和他警卫员的遗体偷运出来，安葬于道县县城潇水河畔的飞霞山下。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功劳和犒赏，将陈树湘的头颅装在竹笼里运回长沙，悬挂在他家乡小吴门外的一根石柱上示众。小吴门就是陈树湘家所在的地方，也是他认识毛泽东，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敌人还在报纸上连续6天大肆宣扬，妄图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击革命者的信念和意志。

陈树湘烈士墓

陈树湘师长牺牲在道县的土地上已经八十多年，红三十四师6000闽西子弟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为信仰献身，为忠诚铸魂，尽管红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最后连番号也没有了，但这支绝命后卫师，是一支英勇之师、胜利之师。红三十四师牺牲自己，保卫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突破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为党、为红军、为中国革命摆脱险境，走向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半筐红薯”和六张旧钞票

道县陈树湘烈士纪念馆收藏着六张残旧的纸币，上面印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字样，“伍角”的一张、“壹圆”的五张，这是纪念馆在道县四马桥镇陈杨村何俊全家征集到的珍贵文物。这些纸币虽然破旧，但背后的历史故事却历久弥新、感人肺腑。

陈树湘烈士纪念馆征集收藏的六张苏区纸币。

1985年8月，道县四马桥州子山村（今四马桥镇陈杨村州子山自然村）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水灾，整个村子被洪水浸泡，村民不得不整体搬迁。1986年，村民何发明拆迁自家旧砖房时，发现墙缝中有几张破旧的旧钞票，面值有一元和五角的。何发明便将旧钞票交给父亲何俊全和82岁高龄但头脑仍清醒的奶奶杨开娥确认。经辨识回忆，杨开娥告诉家人，这是当年红军长征时路过他们家，买红薯留下的纸币。

时光回到1934年12月，陈树湘率领的红三十四师完成“湘江战役”的殿后掩护任务后，因湘江已被敌完全阻隔无法过江，只好转战湘南打游击。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下，红三十四师将士所剩无几。其中一股红军冒着严寒由道县四马桥经州子山村往社头（今四马桥镇社头村）方向转移突围，准备翻越赖子山进入宁远九嶷山打游击，战士们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在经过州子山村时，来到了村民何庆昌家准备买点吃的，由于当时国民党搞白色恐怖，保安团到处抓人，严禁村民收容、支助红军，谁通共就杀谁头。何庆昌和妻子杨开娥实在不忍心看到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忍饥挨饿，顶住被发现杀头的危险，偷偷地将家中仅有的大半筐红薯拿了出来。红军战士问红薯要多少钱，何庆昌、杨开娥夫妇说：“你们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吃几个红薯不要钱。”红军战士坚持要给，二人拗不过只好收下。因担心被国民党敌人发现，何庆昌、杨开娥夫妇把钱塞在了墙缝里。何俊全当时年仅5岁，对当年的记忆较为模糊，不过记得红军是烧了几捆稻草把红薯烤着吃的，因为非常饥饿，有些红薯甚至没烤熟就被连皮带肉吃了。为躲避敌人，当天晚上何庆昌夫妇还带着红军战士在他们家的地窖休息。红军战士为了不连累何庆昌一家，于次日凌晨天蒙蒙亮就匆匆上路离开了。

杨开娥深受这段历史影响，一直勉励全家人要向当年红军学习，做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杨开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妇女干部，1952年还当选为省妇女模范军属代表。1951年为响应党的号召，杨开娥毅然将大儿子何俊全送到部队千里迢迢奔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何俊全受母亲杨开娥的家庭教育影响，参军后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部队勤学苦练成了一位神枪手，因军事训练中表现出色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还当了副排长。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何俊全留在朝鲜参加了和平建设，直到1957年复员回家，他又立即投身家乡建设陆续担任公社企业厂长、公社武装部长、大队支书、公社林场场长等多个职务，直到1982年解甲归田，为基层建设贡献了大半辈子的青春。现何俊全老人已94岁高龄，有着70年党龄的他从未忘交纳党费，还坚持参加村里的党员大会。有人问他当过那么多岗位的领导，为何甘于每月只领着一千多元抗美援朝老兵补助，不向政府提点其他要求，而他却说：“相比那些在朝鲜战场上牺牲和已经去世的战友，自己幸运多了，也幸福多了，党和国家还一直记得他们这些老兵，还能享受补助，已经很满足。”

何俊全老人一谈起红军纸币的故事就十分激动，滔滔不绝仿佛有讲不完的话，他常念叨：“陈树湘真是一位红军好师长呀，带的队伍英勇善战、爱护百姓，可惜就牺牲了。”何俊全不顾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曾特意赶到陈树湘烈士纪念馆瞻仰祭拜陈树湘师长。2007年和2009年，何俊全想把两个孙子送去当兵，因故未能成行，成了何俊全老人的遗憾。值得老人欣慰的是孙子何昌峰上大学后勤奋上进，多次被评先评优，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于2021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