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探索社会理想的历史过程、内在逻辑及现实启示

/一、青年毛泽东探索社会理想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这位湖南韶山冲的农民之子，带着对穷苦百姓的朴素同情，走出闭塞的乡关，走向广阔的世界，一步步投入到探索中国前途、变革中国社会的时代洪流之中。从9岁入私塾懵懂相信孔夫子，直到28岁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孜孜以求、上下求索，他在艰难探索中国到底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社会、怎样实现这一理想社会的历史过程中，一步步确立起自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

（一）变革意识的萌动：“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

毛泽东从入读私塾到离开韶山之前，间断性地接受了6年私塾教育。其间，不仅熟读经书，同时也接触到一些警世之作。书本上新旧知识的对比，以及发生在家乡的残酷现实，促使他的思想从原来很相信孔孟之道，到“感到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萌发出朴素的社会变革理想。

阅读“有字”之书，萌生中国需要改变的初步想法。1902年，9岁的毛泽东被送进私塾发蒙，开始接受旧式传统教育。在私塾先生刻板的教授方法下，他凭着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熟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他一度很相信孔夫子和孔孟之道，相信封建礼教。13岁时，他离开私塾在家务农，但却对传统经书以外的启蒙书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相继读了《盛世危言》《列强瓜分中国之危险》。《盛世危言》是晚清改良主义学者郑观应所著的一部倡导自强求富、维新变法的重要著作，提出了一套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1936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回忆道，“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当时，只在偏僻山村读过传统经书和旧式小说的少年毛泽东，未必能够真正理解郑观应社会改良思想特别是政治变革的精髓，但书中的内容还是深深震撼了他，使他了解到了发生在山村外的中国和世界大事，并深深感到“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萌发出变革社会的想法。可是，到底怎么变、朝什么方向变？在少年毛泽东那里，还只能是朦胧的、模糊的。即便如此，这个“变”的想法本身，已标志着毛泽东开始突破中国封建传统礼教的思想束缚，对未来中国社会萌发了新的思考。《列强瓜分中国之危险》是一本小册子，书中讲到中国面临着亡国危险，对少年毛泽东的触动很大，强化了他变革中国社会的紧迫感，促使他“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关注“无字”之书，滋生改变社会不公的最初志向。1910年4月，长沙饥民反抗，涌向巡抚衙门，砍断旗杆，赶走巡抚。清政府派兵镇压，逮捕了一批反抗的首领，将他们“枭首示众”。饥民反抗和惨遭镇压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韶山冲。大家愤激地议论了好几天。毛泽东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深感人间之不平。这件事影响了他一生，并立志要改变这不公平的世界。

（二）朦胧的追求：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杂糅

少年毛泽东所萌发的改变社会不公的志向，驱使他决心走出偏远山村，走向广阔世界，闯出一片新天地。1910年秋至1912年上半年，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开始接触大千世界，不论看到什么理论和主张，他都感觉到新鲜，都去相信和追随。这一时期，在社会理想的方向上，他先是相信君主立宪，后也支持和保卫民主共和；在社会变革方式上，先是主张改良，后也赞成革命。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他虽然并不清楚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本质区别，其社会理想是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大杂烩”，但是在他那里，毕竟第一次有了中国社会改造的大方向，思想上较前一时期发生了新飞跃。

接触改良思想，相信君主立宪。1910年秋到1911年春，毛泽东到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其间，他从表兄那里借了一套《新民丛报》、一本介绍戊戌变法的书。他回忆说，“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他认真地作了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是毛泽东最早谈论政治问题的文字，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封建专制体制的批判和对英日君主立宪体制的推崇。从相信孔夫子到崇拜康梁，从喜欢郑观应学习西方器械的方案到赞同梁启超以君主立宪体制为楷模的变法，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认识发生了质的跃升。

被革命言论震撼，支持民主共和。受到康梁改良思想启蒙后的毛泽东，尽管对怎样变革中国社会认识还比较模糊，但他对变革有着强烈的热情，只要自己认为是好的思想，他都积极地吸收。1911年春季，毛泽东考入位于省城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一时眼界顿开。当读到革命派主办的《民立报》上的激烈反清言论和反清起义消息时，他思想受到巨大震撼，马上就成为跃跃欲试的革命主义者，并兴奋地写文章表示赞成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建立民国，还提议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长，从中不难看出他对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区别还是相当模糊的。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到湘乡驻省中学作宣传，介绍武昌起义情况，鼓动湖南举义响应，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这一激动人心的演讲使毛泽东兴奋异常，他觉得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于是决定投笔从戎，为完成革命、建立共和尽力，当即参加了长沙革命军。在入伍几个月后，南北议和、国家“统一”。毛泽东以为，这是革命成功了，保卫共和的任务已完成。于是，他决定退出军队，再回到书本中去研究现实世界、探索未来世界。

（三）大本大源的探寻：“大同世界”乃人类社会之“圣域”

如果说毛泽东此前对社会理想的求索，在很大程度上是跟着感觉走的话，那么，从1912年上半年离开新军到1918年夏湖南一师毕业，他便开始自觉地探寻社会发展的“大本大源”问题了。这一自觉探索的过程，对他寻求科学的社会理想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正如他后来在湖南一师所分析的，真正的立志要以求得真理为条件，“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集中自修，从西方政治理论和近代科学汲取大量营养。1912年下半年起，毛泽东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开始了“极有价值”的自修生活，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大量中外名著。其中，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18—19世纪西方政治理论和近代科学著作。在这里，他第一次兴奋地看到了世界大地图，对世界上的人到底该如何过活、人为什么受压迫受剥削这些根本性问题进行深思：“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是注定要过痛苦生活的吗？绝不!这是由于制度不好，政治不好，使世界上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所以使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坠入痛苦的深潭。这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从这时候起，我决心要为中国痛苦的人、世界痛苦的人服务。”半年的自修和思考，坚定了他从根本上探求改造不合理世界的决心和意志。

认真探寻人类社会发展之“大本大源”。毛泽东半年的自学生活最终因他父亲拒绝供给费用而被迫中断。这时，他已是不乏阅历的20岁的青年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1913年春到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四师、一师度过了五年半的读书生活。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令人失望和困顿的特殊岁月。辛亥革命造就的共和，并未给中国带来新生。国人所预期的民主进步都没有到来。相反，一出出复辟闹剧上演，尊圣宗经的逆流涌动，军阀割据混战愈演愈烈。严峻的现实迫使人们寻找新出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困局中，青年毛泽东在广泛地阅读、深入地思考中，逐渐感到面对万千事物时，首先要把握住事物的“本源”。他认为，“本源”就是“宇宙之真理”，认为拯救中国必须从寻求支配社会历史发展的“本源”开始。他认为，在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三人之间，“独康似略有本源矣”，把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视作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即所谓社会之“圣域”；认为今日之变法，都是从宪法、总统、内阁、议会、教育、实业、军事等枝节入手，“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毛泽东明确宣称：“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在这一时期的毛泽东看来，自己已经初步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本大源”之所在，这就是“去国界、去级界、去种界、去产界、去家界、去乱界、去粉界、去苦界”的“大同”理想社会。

那么，现实的中国如何趋于大同理想这一人类社会发展之“圣域”呢？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毛泽东认为，这就要通过“倡学”，对陈旧的国民性进行思想改造。他深感，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积弊甚深，须“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尽管毛泽东后来认为，整个师范期间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自由主义”，但不可否认，这一阶段他对“大本大源”的探寻，为他找到科学的“大同理想”共产主义拓宽了理论视野，是他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重要阶段。

（四）科学“大同理想”的笃定：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彻底转变

毛泽东虽然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社会发展之“大本大源”，但同时他也感到“然细观之，其本源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也就是说，他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还是缥缈的，并没有指出这一社会的实质，更没有说明实现的途径。从1918年夏师范毕业前夕，一直到1920年冬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他进行无政府主义试验、推动湖南自治运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实际上主要是在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在自觉不自觉地探索“大同社会”的具体形态及实践途径。

拥护与质疑无政府主义。20世纪初，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一个时期，各种无政府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时期，毛泽东成了一个充满热情、勇于试验的拥护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从师范刚毕业即筹划在岳麓书院进行新村试验，到1918年在北京与北京大学学生一起研究无政府主义，1919年春回到湖南拟就周详的“新村”建设计划，再到1920年5月在上海和新民学会会员等人进行工读互助生活的再实践，毛泽东最后得出结论：无政府主义道路走不通。

在热烈探索无政府主义的同时，毛泽东开始十分冷静、理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1918年8月，毛泽东开始直接接触陈独秀、李大钊，受到他们思想的深刻影响。特别是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使他具体了解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尽管这时他还信奉着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是混乱的，但却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1919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他与李大钊接触更是频繁，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为数不多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文版本书籍。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他心中。1920年5月到上海后，他又与陈独秀进行了深谈，加上无政府主义试验的失败，促使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已经接近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但是，即使在跨进马克思主义门槛的最后一刻，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对各种主义的优劣作再次比较。1920年夏，从上海回到湖南后，他仍对改良抱有希望，在成功驱逐军阀张敬尧后，他又进行建立湖南共和国大“新村”设想的试验，但最终还是遭到失败，这样的结果促使他不得不进一步深入思考社会改造的理想及其实现途径。当年11月他在分别给向警予、罗章龙的信中，明确指出，“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新民学会须立起一面主义的旗子，“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毛泽东先后给蔡和森回信表示对他建立共产党的主张深表赞同，认为温和改良理论上说得通，但事实上做不到。凡是专制主义者，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他特别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如果说，1920年夏天毛泽东只是从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主张，那么，这年年底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终于使他放弃了改良道路最后一丝期望，更加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和俄国式革命道路。他后来回忆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总体上看，在毛泽东最终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仰之前，他的社会理想带有一定的幼稚、空想成分；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的科学解释之后，他的社会理想就具有了科学的、理性的坚实支撑。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康有为写《大同书》，但没有也不可能找到通往大同之路；而唯一的路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而他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探索实践中，从理想目标和实现途径上，不断赋予“大同世界”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使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大地落地开花。

/二、青年毛泽东探索社会理想的内在逻辑

从一个山村的懵懂少年，到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社会理想热烈而艰辛的求索经历，是一个从幼稚空想到科学理性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体现着一个青年确立科学的理想抱负和个人成长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彰显出一个有着宏大抱负的杰出青年伟大理想形成和发展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个性，值得深入提炼。

（一）科学理性与人文情怀高度统一

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是科学的社会理想首要的本质要求。同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趋势来看，科学的社会理想，也必然是与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要求相一致的，具有鲜明的人文性。只有科学性和人文性兼具的社会理想，才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具有长久生命力、能够实现的理想。因此，对社会理想及其追求过程，我们也应该从科学性与人文性两个维度来考察和评判。毛泽东对社会理想探索的过程，就集中体现了科学理性态度与高尚人文情怀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社会理想总的出发点，小而言之，是要拯救中华民族、造福中国人民；大而言之，是要彻底推翻、彻底改造世界上存在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平等。他这种深厚的悲天悯人情怀，至少根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他母亲信仰佛教的熏染。毛泽东的母亲是一位虔诚信奉佛教的善良妇女，对毛泽东影响极为深刻，使他从小就滋生出扶贫济困的朴素善良的同理心。从毛泽东追念母亲的诗文中足可见母亲对他的深刻影响：“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二是中国儒家的“仁爱”思想。毛泽东常以古代儒士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唯其爱天下万事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家身来鞭策自己。他赞赏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思想，认为孔子是有鸿鹄之志的人。当然，毛泽东后来对儒家“仁爱”的阶级实质作了批判。

毛泽东不是宗教式的慈悲主义者，也不是出于同情心的空想主义者，而是以科学的态度、理性的精神，在吸收、研究、审视一切可供选择的改造中国社会的学说理论基础上，探求支配社会发展的“大本大源”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探索确立自己科学的社会理想，做到以人文为本、以科学为用。毛泽东崇尚理性、实事求是的思想特点，向远处追溯，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格物致知思想的深刻影响；从近处溯源，深受强调经世致用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的影响。在国家民族面临危难之际，他便将这一科学理性的态度自然融入到、转化为对社会理想的探索之中，使他追求社会理想的过程达到科学理性和人文情怀的统一。

（二）理论探索与实践自觉高度统一

科学的社会理想，一定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并且能够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能够逐步实现的。它从根本上区别于建立在偶像崇拜基础上的，无法在现世生活中得到验证、只能寄托于虚幻缥缈的来世的宗教式信仰；也不同于只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未来的美好遐想的各种空想主义。毛泽东对社会理想的探索追求，既注重从“大本大源”的理论上加以考察，又自觉地思考理想转化为实践的可能性，这是毛泽东社会理想确立过程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一方面，毛泽东孜孜以学、博览群书，在理论上深入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他认真研读《物种起源》《民约论》《法意》《原富》《天演论》《伦理学原理》《群学肄言》以及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等西方经典著作，认真研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孔子改制考》《新民伪经考》等，特别是深入研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学说》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探寻社会发展的“大本大源”，对各种主义学说从理论上进行反复的比较思考。不经过自己这种深入的理论思考，他决不轻易下结论。

同时，毛泽东的理论思考从来没有脱离过社会现实，而是随时将理论置于自己身体力行的实践当中加以考察和确认。也就是说，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不经过自己的实验，他同样决不轻易下结论。从以问题为导向，在起草《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列出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国际、技术等需要研究的71项问题，号召青年来加以研究；到在行动上，组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主旨的新民学会，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创办《湘江评论》、开办文化书社，领导驱张运动，进行无政府主义的“新村”试验，深入长辛店工人中开展调查研究等，毛泽东始终坚持在实践中检验、辨识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在中国的现实可行性。在经过反复的实践检验、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他也没有教条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坚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批判精神与坚定信念高度统一

对一种理论主张、一种主义，只有抱着审慎的质疑批判精神进行调查、辨别、分析、研究、论证，才能确定是否信仰它、践行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否则，不经过一番反复的比较、甄别、考察、论证，就轻信和盲从，这既不科学，也容易动摇。质疑批判，绝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更不是要否定一切，而是在追求科学、追问真理道路上的理性精神。毛泽东对社会理想的探索追求，呈现出审慎的批判精神与坚定的信念相统一的特点。

一方面，毛泽东绝不盲从任何理论，绝不迷信任何权威，而是对自己所接触到的一切学说、思想、主张，都逐一深入研究，在求知中、在实践中反复比较、筛选、检验。比如，对无政府主义这一当时在社会上风行的社会思潮，他尽管一开始抱以热情，但同时在审慎质疑中多次发起试验，直到经过反复试验，证明“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才最终彻底放弃。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他也是以理性的审慎态度来审视的。虽然从情感上他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主张，但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主张，一开始是持质疑态度的，认为这是恐怖的方法。直到他在现实中通过多次反复“试错”比较后，才最终确认无产阶级革命是诸路皆走不通的变计，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同时，为了追寻和实现科学的理想，他表现出了无比坚定的决心意志。年少时他便以诗咏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为了寻得真理，他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走向陌生的大千世界，不懈地学习新知识、探索新事物、汲取新思想、履行新实践，孜孜探求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和道路。在他一旦确信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人民性之后，他便对马克思主义终身不移、毫不动摇。正是因此，在此后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才表现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与豪迈，才有“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必胜信念。

（四）广泛吸收与创新创造高度统一

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和信仰，都不可能凭空产生，而必须建立在前人取得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同时，它也绝不可能是前人成果的简单照搬，而必须经过一番艰苦复杂的创新创造。毛泽东在追寻社会理想过程中，始终保持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开放的宽阔视野，他广泛吸收中外古今一切优秀思想理论成果，同时又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进行创新创造，确立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相契合、超越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共产主义理想，表现出广泛吸收与创新创造相统一的鲜明特征。

一方面，毛泽东自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他都认真研读。他曾给好友写信，开列出77种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等方面的经典。其中，他立足于改造现实的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对我国古代先贤的社会理想格外关注：《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道德经》的小国寡民自然世界，《墨子·兼爱》的兼爱世界，到近代，《大同书》中描绘的“大同世界”，都成为毛泽东确立社会理想的直接理论资源。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青少年时期，西学东渐之风盛行，当他走出偏僻山村来到省城，新的思想言论常令他心情激动、心潮澎湃。他广泛涉猎西方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学等各个方面的新学著作，而且注意研究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西学思想。这些都有力地冲击了他原本的传统文化观念。于是，他主张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提倡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旧文化，但他同时拒绝全盘西化。特别是他深入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在领导开展中国革命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引，将我国传统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进行融通和联结，形成符合中国文化特点和接受心理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

/三、青年毛泽东探索社会理想的实践对新时代青年成长发展的现实启示

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广大青年如何在各种利益诱惑和现实挑战面前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如何在思想文化多元和网络信息良莠不分的复杂环境中理性辨识并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进一步坚定科学信仰，坚守伟大理想，在奋力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青年毛泽东探索确立科学的社会理想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能够提供重要启示。

第一，树立远大理想抱负，在推动实现社会发展进步中塑造“大我”。古人语：有志者，事竟成。理想除了有无问题，还有大小之别。正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无所得矣。青年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他们有没有理想、理想的远大与渺小，直接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及自身的成长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广大青年怎样正确认识和定位自我与社会、“大我”和“小我”的关系，树立什么样的理想、追求什么样的人生，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化建设前景至关重要，对于广大青年健康成长成才至关重要。

习近平指出：“广大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养成高尚品格。要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胸怀理想、志存高远，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为之终生奋斗。”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身无分文，心忧天下”，锤炼“小我”，强化“大我”，追求“无我”，确立起要变革不平等旧社会、建立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新社会的远大志向，并经过坚持不懈地追逐、探索、比较、验证，最后将这一伟大理想定格为具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支撑的共产主义理想。此后，他穷尽一生心血矢志不移为实现这一理想而不懈奋斗。广大青年，肩负着新时代光荣使命，应当以先辈为榜样，“以天下为己任”，杜绝精致利己主义，跳出“小我”狭小天地，确立远大理想抱负，努力将个人发展有机融入到国家和民族发展大局中，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塑造“大我”，实现人生价值。

第二，培养高尚人文情怀，在推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凡是科学的社会理想，必然内含着对人民的生命和价值的尊重关怀，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观照。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即建立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作为推动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大众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广大青年是否具有高尚的人文情怀，是否能够把人民的生命、尊严、权益、发展放在一切社会实践的最高位置，直接关系着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能否得以实现，关系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否不断得到合理满足。

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人民群众在教育、就业、收入、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新期待，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都有新诉求。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怀有的对穷苦大众的深厚感情及改变人世间不公平制度的强烈使命感，驱使着他最终领导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时代有志青年，应当以先辈为榜样，自觉秉承“人民至上”的价值情怀，清醒意识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更高层次更多样化的发展需要，积极参与和推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努力推动主要矛盾的解决，使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第三，养成科学理性精神，在社会实践中真学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实现，不能仅靠满腔热血，还必须建立在对理想的科学理性认知上，对如何实现理想的实践规律的科学把握上。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蓝图，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主义的，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在于它是建立在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上的必然趋势。进入新时代，我国作出了现代化建设新的“两步走”的战略安排，要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广大青年能否以科学理性精神，在社会实践中真学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深刻理解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必然性，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坚持真理、坚定理想，对于他们接过并传好历史的“接力棒”、跑好关键一程非常重要。

当前，新时代广大青年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都是理性清醒的。但近年来，网络上社会上出现一些否定民营经济发展成就、诋毁民营企业家、鼓吹“劫富济贫”等错误言论，企图以非理性的、欺世盗名的花言巧语责难和代替对发展问题的客观冷静理性的讨论，造成极不理性的舆论生态，但因其通常打着爱国为民的旗号，具有极强的迷惑性、欺骗性，极容易使人们特别是一些缺乏辨识能力的青年感到莫衷一是，甚至有可能把他们误导到反对深化改革、反对现代化潮流的立场上去。为此，广大青年一定要像青年毛泽东那样，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和实践标准，深入思考、善于辨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真学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认清人类社会发展趋势，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不为错误思想所动摇。

第四，勤于学习练就过硬本领，将自己所学所专更好地运用和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实现远大抱负，不下就一番苦功夫、不练就一身真本领，是绝无可能的。远大的志向、高尚的情怀、科学的精神都属于追逐实现理想价值层面的要求，过硬的专业素质则属于能力层面的要求。前者提供价值方向和精神动力，后者则提供专业支撑和能力基石，都是实现理想的必备条件。当今时代，知识更新步伐加快，科学技术发展迅猛，社会变化日新月异，社会竞争空前激烈。这既为广大青年提供了广阔舞台，也对青年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广大青年是否能够孜孜不倦学习新知识，练就真本领，努力成为各行各业精英，直接关系到能否切实担当起民族复兴重任。

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寄语青年：要求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要通过学习知识，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今天，广大青年要大有作为，就必须像毛泽东那样，去下一番修学储能的苦功夫，练就一身成就伟业的真本事。为此，广大青年要珍惜韶华、潜心学习，下真功夫、苦功夫，向书本学、向老师和他人学、向社会实践学，努力掌握各类文化知识，不断提升综合能力素养，做到既“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又学有专长，把自己所学所专更好地运用和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第五，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勇做时代“弄潮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苦干实干。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再美好的理想、再高尚的情怀、再理性的精神、再高深的知识，如果不付诸行动，理想终将只是空中楼阁，人生也终将一事无成。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泽东为改造旧中国旧社会、让穷苦的人也能过上平等幸福的美好生活，选择在学习求真中不断试验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理论、实现理想。新时代广大青年，应当学习毛泽东的勤于实践精神，坚持以梦为马、脚踏实地，躬行实践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中。

1930年，在革命战争年代最艰难的时期，面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却信心满怀地仿佛看到即将到来的革命前景了。他豪迈地指出：“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在90余年后的今天，经过我们党的百年奋斗，我国一举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成就催人奋进，辉煌令人鼓舞。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和成就，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已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渐行渐近，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实现伟大理想的紧要关头，新时代青年重任在肩，必须学习毛泽东力学笃行精神，坚持面向实际、深入实践，知行合一、严谨务实、苦干实干，积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火热实践中，勇做时代“弄潮儿”，热烈迎接和拥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