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身处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洪流，纪检监察机关肩负着“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监督使命。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唯有主动出击、直面问题，才能无愧党和人民的重托。
端正主动姿态——既要提振精神，也要提升本领
同样是监督发现问题，有人积极主动抢着干，有人推一推才动一动，区别就在于是否“学明白”“想清楚”。正所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理论自觉是行动自觉的前提，理论主动是实践主动的基础。只有认识到监督是纪委监委基本职责、第一职责的核心要义，发现问题的主动意识和自觉性才会大大增强；反之，如果政绩观存在偏差，认为监督工作“人前不显功、背后得罪人”，既不被领导认可、也不被监督对象理解，自然就没有发现问题的动力。
为帮助纪检监察干部认清主动发现问题的重要性，打消开展监督的思想顾虑，克服对发现问题的认识障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普遍把“人”的问题摆在重要位置，通过落实“第一议题”学习制度、领导同志传帮带、谈心谈话、督导调研等方式，激发发现问题的主动性，推动形成忠实履行监督责任的思想共识。2020年以来，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领导与省级局纪检机构主要负责人开展“一对一”谈心谈话80余人次，“面对面”讲解改革试点和纪检工作“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督促发挥专责监督作用，以担当诠释忠诚。浙江省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对主动精准有效发现问题的工作要求、方式方法反复强调；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多次赴联系地区（单位）实地开展监督，并督促指导市县纪委监委和派驻机构下沉一线、融入治理发现问题，树牢“不善于发现问题是不称职，能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是失职，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是渎职”的监督理念。
责任与能力应该是匹配的，再好的监督意愿也必须通过业务能力来落地“变现”。徒有满腔热情，但能力素质跟不上，就可能遭遇“监督不到”“监督不动”的尴尬，反过来打击发现问题的主动性。为此，在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同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依托教育培训打基础、注重实践锤炼长本领，加强对纪检监察业务知识、监督涉及领域知识的学习，不断为监督者赋能。
去年底，围绕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党风政风监督、信访、巡察工作、提高案件质量、做好办案安全和案件统计分析、精准运用“四种形态”等方面，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对全区县级纪委书记开展了5天的专题培训，由自治区纪委监委业务骨干传道授业、强基赋能，最终以实践检验培训成果。昭平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罗宗斌，原本正为一个案子立案8个月还无法结案一事发愁，培训中关于找准案件查办切入口的技巧一课启发了他。回来后，他立即学以致用，切入口一换，问题很快被突破。和广西一样，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全员培训中坚持“让一线的人来讲，让讲的人去一线”，重点针对准确掌握纪法规定、主动精准有效发现问题等方面传经送宝，全面提升单兵作战能力和队伍整体素质。
从严督、从实导，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和培训指导，推动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斗争精神、增强履职自觉。以浙江为例，2021年上半年，全省通过监督检查发现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数同比增长5.6%；主动发现问题线索转立案数同比增长17.2%；在所有问题线索来源中，从监督检查中发现的比例高于信访举报、公检法移送，列第一位。
当然，我们也看到，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发现问题的主动性还存在差异。一些基层纪检监察机关习惯于“坐等靠”，凡事指望上级给个“说法”；有的患上“线索依赖症”，离开现成的问题线索就不会监督；有的在专业知识方面有短板，“隔着玻璃”看监督对象。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多用生动鲜活的案例，少说空洞乏味的套话，既讲透监督重要性，又传授监督真本领；需要进一步加强培训供给侧建设，注重倾听纪检监察干部的实际需求，坚持干部想听什么、监督难点和堵点是什么就着重培训什么。只有真学、真信、真懂、真用，才能将“要我发现问题”的外部要求转化为“我要发现问题”的内在主动。
激发主动意愿——既要个人“尽心”，也需组织“保障”
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和国家监督专责机关，动真碰硬、主动出击发现问题是纪检监察干部的基本职责。然而现实中，仍有人热衷审查调查打“死老虎”，不愿监督检查捉“活老虎”，甚至连摸“活老虎”屁股的勇气都没有。究其原因，是觉得身陷囹圄的“死老虎”吃不了人，而得罪了生活在“熟人社会”的“活老虎”，就会“添麻烦”“丢选票”，甚至“遭白眼”“穿小鞋”。
十九届中央纪委在二次全会上就着重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都要挺直腰杆、瞪大眼睛，勇于监督、秉公执纪。贯彻中央纪委全会部署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教育抹不开面子的“老好人”，严肃问责不敢监督的失职失责行为，督促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向问题主动“亮剑”，争当发现问题的“有心人”。
让个人尽心竭力去发现问题，阻力之一来自“熟人社会”。实践中，各地广泛推行异地检查、交叉巡察、提级监督等方式，同时加大干部交流力度，以此打造纪检监察干部与“熟人社会”的“隔离墙”。如江苏省纪委监委探索县级监委向乡镇（街道）综合派出监察员办公室工作，每个监察员办公室负责联系3个左右乡镇（街道），通过交叉监督、异地检查等方式，发现并纠治了一批侵占农村集体“三资”、插手小微工程、截留低保补助等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再如青海省海北州推进州与县、县与县纪检监察机关之间的双向、多向交流轮岗，有效降低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给纪检监察干部的干扰。
监督是双向互动，目标是同题共答，只有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加强经常性沟通，既缩短物理距离又拉近心理距离，让监督有“力度”又有“温度”，才能让监督对象更好地理解监督、接受监督、配合监督，减少主动发现问题的阻力。天津市和平区纪委监委有关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开展“巡回式”监督时，采取的就是聊天式的谈话，而不是正襟危坐的“我问你答”，有时甚至连笔记本都不带，就从家长里短、闲聊漫谈里捕捉信息。这种平和、平常的监督方式，让监督对象的态度从以往的敬、畏、拒变成了亲、近、迎，大大优化了监督环境，也增强了纪检监察干部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
发现问题靠的是人，但也离不开组织保障。比如在机制建设方面，可以建立集体分析研判机制，群策群力提高发现问题的质量，增强个体主动发现问题的底气；可以及时将成熟的监督做法固化为制度规定，为纪检监察干部发现问题提供遵循。2017年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北京市纪委监委坚持制度先行，陆续总结出台了115个与监督相关的制度文件，为纪检监察干部发现问题提供了规范指引，监督工作从个别、碎片、偶发向全面、整体、系统转变。
在关心关爱方面，一些地方已经做出了积极探索，如江苏省张家港市纪委监委出台《关心关爱纪检监察干部激励担当作为实施意见》，认真开展澄清正名工作，为主动出击的纪检监察干部担当负责。
掌握主动方法——既要走好“老路子”，也要加件“工具箱”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纪检监察干部来说，想要干好监督工作，必须得有“趁手”的工具。如果停留于信访举报、查阅文件、听取汇报这“三板斧”，那么结果很有可能是问题摆在那里却看不到，或者只看到表面、看不到深层，只看到群众诉求、看不到根子所在。只有掌握主动方法，既充分运用行之有效的传统监督方法，又推进监督方式迭代升级，才能真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
积极主动拥抱新时代新变化，把握人民群众的新需要新需求，不少地方在“来信、来访、电话、网络”之外另辟蹊径，用“多渠道”畅通“信息源”。在河南开封，市纪委监委在区县一级设置42个“基层减负观测点”，收集基层干部参会、填表等一手资料，着力发现上级机关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在山东济南，市纪委监委积极运用12345市民服务热线、电视问政、电台问政等信息平台，汇集分析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把桥架起来，把网撒下去，纪检监察机关通过基层设点、延伸触角，主动向前迈一步，畅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提升情况收集、线索采集的质量。
从具体操作看，现行法规制度规定了参加民主生活会、专项检查、谈话函询等多种监督方式。实践中，不少纪检监察机关注意用“深细实”激活“老办法”，在监督中见人见事见细节，变“文来文往”为“人来人往”。比如，发扬“大脚板”作风，多采用“四不两直”的监督检查方式，防止坐在办公室里等线索，或通过电话、微信群遥控，避免“只在村头站站、不去村民家里坐坐”。又如，在参加民主生活会前，提前对监督联系单位班子及班子成员受到谈话函询、组织处理、党纪政务处分及巡视反馈问题等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建立完善问题清单，为监督提供有力支撑，避免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面对监督对象增加、监督任务加重等实际，不少纪检监察干部反映，“一双腿、一张嘴、一支笔、一堆纸”等传统监督方法不宜发现深层次问题，需用“新理念”探索“新招数”。针对派驻机构综合监督力量薄弱、方式单一、效果不佳等问题，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文化和旅游局纪检监察组借鉴巡视做法，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展为期20天的驻点监督，与班子成员、中层领导、一般干部、退休老同志等谈话50人，召开有关会议6次，延伸至舞美基地、戏剧博物馆检查2次，形成驻点监督专题报告向院党委反馈并督促整改；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探索对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落实市委巡视整改任务工作开展沉浸式监督，通过全过程体验监督对象工作情境、全方位嵌入监督对象工作流程、全身心融入监督单位履职过程，多维度、立体化进行问题扫描。此外，蹲点式监督、调研式监督、体验式监督、嵌入式监督等方式也频见报端，其本质都是主动下沉到监督对象中间，在“零距离”“面对面”的接触中察实情、“捞干货”。
当前，腐败行为日趋隐蔽，“四风”问题隐形变异，客观上增加了发现问题的难度。有道是“只要思想上主动，办法总比困难多”，不少地方善借大数据筛查比对覆盖面广、精准度高的优势，用“新技术”揭开“隐身衣”。如江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总结归纳行业领域腐败案件中的作案特点手法，按照“建立比对规则、发现疑似问题、组织核查处置”的思路，建立大数据筛查比对模型，主动发现问题线索。在疫情期间不便外出查询的情况下，去年以来，南京市秦淮区纪委监委通过建立停车收费管理信息数据分析模型，比对后台交易信息，发现私自包月、侵吞钱款等停车收费方面违纪违法问题线索229件。
树立主动导向——既用成果激发动力，也以考核引领“风向”
“监督‘一阵风’，往往造成整改‘一场雨’；但如果整改雨过地不湿，监督就会大打折扣，让监督者信心流失，甚至工作上出工不出力。”谈及影响主动发现问题的因素，浙江嵊州市纪委监委的一名同志这样讲道。
为印证这个观点，他以当地拆除花鸟市场违章建筑的例子进行了说明。发现这一问题后，市纪委监委给予了关注，但因涉及多个部门，相互之间沟通不畅，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当地群众颇有怨言，也打击了一些纪检监察干部深挖问题的积极性。
重发现轻整改，监督落不了地、成果得不到巩固，成了影响主动监督的另一个原因。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督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做好监督前半段工作的同时，狠下力气抓实“后半篇文章”。落实这一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既紧盯“热点事”，也聚焦“重点人”，深挖权力运行中的风险和隐患，着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既借势借力抓上级部署专项的落实，更不待扬鞭自奋蹄，积极结合实际开展具有特色的专项整治，在“自选动作”的开展中赢得突破。
在这一背景下，嵊州市纪委监委把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结合起来，综合实施“1+X”年度项目监督，把拆除违建工作纳入其中，同时广泛开展“廉政交底”谈话，以此压紧相关部门“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责任，一举完成了花鸟市场的彻底整改。监督、整改、治理贯通融合，不仅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赞誉，也增强了纪检监察干部对监督价值的认同和主动发现问题的信心。
与监督成果相比，考核导向对主动发现问题的影响更加明显。监督工作“潜”绩多于“显”绩，如果考核不精准科学，很容易让纪检监察干部失去动力。一些纪检监察机关在考核方面存在偏差，把线索处置、审查调查等作为硬性指标，给监督检查的考核分值相对较低，客观上影响纪检监察干部开展日常监督的主动性。还有一些纪检监察机关存在监督评价机制不健全问题，监督考核评价什么、怎么考核、考核结果如何运用等，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随着监督基本职责、第一职责的明确，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越来越重视监督工作，积极探索设置体现监督主动性、有效性的指标，构建可量化、可对比的考核评估体系。如浙江省纪委监委完善了对派驻机构的考核评价细则，其中涉及监督的占比达45%。再如广西横州市专门出台《纪检监察系统履行监督责任考核考评工作方案》，对乡镇纪委、派驻机构的监督工作实行积分制管理，每发现一个问题计0.5分，以此激励纪检监察干部在监督一线担当作为。
“不虑于微，始贻于大；不防于小，终亏大德。”及时发现并尽快处理好问题，是做好监督工作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党内监督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立足于小、立足于早……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贯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理念，纪检监察机关只有及时发现问题、推动解决问题，才能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个别性问题蔓延成普遍性问题，容易解决的问题演变成老大难问题。
想在先：提前预判问题
如何落实“把监督挺在前面”？首先必须把问题想在前面。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更加注重履行好监督基本职责、第一职责，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但实践中仍有少数纪检监察干部只重视积重成风的问题，不重视刚刚露出的“苗头”；只顾着解决眼前问题，不善于分析问题的变化；只重视问题的处置，不去想如何消除背后的风险，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凡此种种，都让监督从事前发现变成了事后补救，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防止类似现象反复发生，就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在监督工作中，要把各种困难和潜在风险想得充分一些，把监督检查方案做得周全一些，把查前调研做得细致一些，把现场检查做得扎实一些，如此才能于“青萍之末”、“微澜之间”提前预判问题发生。近年来，很多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检视自身、群众评议、案例分析等形式，探索开展廉政风险排查防控，为及时发现问题提供了有效指引，也证明了提前预判问题的必要性。
把问题想在前面，不能只想不做，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查清问题，堵塞漏洞，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特别是对疫情、灾情、舆情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隐患，必须提前制定预案，完善应急机制，做到未雨绸缪，宁可备而无用，不可用而未备。
盯问题要瞄准关键少数，想问题也要聚焦重要环节。在对面上情况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上，更要加强对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重要节点的研判，做到有的放矢、靶向监督。今年年初，河南省洛阳市纪委监委出台《监督预防“治未病”工作操作办法》，就突出加强对关键少数、年轻干部和廉政风险等级高的地方、单位、岗位的监督预防，根据不同风险等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以此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管到关键处。
【实践样本】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第四波流行高峰影响，我国多地疫情出现反复，发生频次明显增加，感染人数快速增长，已经超过当年武汉。疫情变化对防控工作提出考验，也对防控监督提出挑战。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突然袭来，天津市纪委监委抓住一个“先”字，深入了解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和薄弱点，预先研判监督检查的着力点，及时发现疫情防控可能出现的漏洞，并向市卫生健康委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只有把问题想在前面，才能保证疫情防控措施‘跑’在问题前面。疫情防控监督不能打无准备之战，必须增强监督工作的科学性、及时性、精准性，为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提供坚强保障。”天津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受疫情防控形势复杂多变、政策调整更新快等因素影响，部分区纪委监委和派驻纪检监察组一度存在监督重点不突出、监督精准性不足等问题。对此，市纪委监委深入市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与疫情防控专家面对面交流防控工作的关键环节和易发问题，全面了解本市疫情防控的主要做法以及监督需要关注的重点难点。在调研基础上，及时梳理出农村、入境冷链食品、快递及进口货物、隔离点、涉外垃圾、医院等方面6大类薄弱点和7项具体问题。
“借助提前梳理出的薄弱点，我们聚焦问题有的放矢地开展了靶向监督。”天津市纪委监委第五监督检查室负责同志介绍，如针对冷链市场开市早、收市早的特点，该室联合区纪委监委、街道纪委开启了“夜查”模式，实地发现“进口冷链食品在追溯平台显示已上架销售，但商户的经营状态显示尚未经营，存在信息录入不及时”等问题，及时督促市市场监管局加强对冷链市场的管理。
与此同时，天津市纪委监委还借助便民服务热线大数据，对群众关于疫情防控的电话反映进行了全面起底，安排专人一天一汇总，一天一分析，将“核酸检测等候时间长”“管控政策咨询反馈较慢”等群众关注度高、反映集中的问题进行梳理，督促有关部门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此外，他们还发挥本地特约监察员熟悉区情等优势，对可能存在问题隐患的村居、进口冷链库、大型商超等防控薄弱环节作了提前了解，为提高问题发现率打好了基础。（陈会强 田腾飞）
跟得紧：尽量离问题近些
及时就要紧跟，跟紧才能及时。要想及时发现问题，就要在距离上更近一层、关口上更前一道、行动上更快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做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及时跟进到哪里。对每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开展监督，都要提前吃透党中央精神，在启动之初就深入一线了解情况，既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盯关键少数和关键环节，也善于从具体业务入手分析问题。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被列为全国33个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后，当地纪委监委立即把土地制度改革监督作为政治监督的重点，2021年以来及时发现并查处打击“两违”主体责任、属地责任、监管责任落实不力问题12件12人，立案查处党员、公职人员涉嫌乱占耕地建房问题40多人，以有效监督保障了改革效能充分释放。
做到关口前移，也是及时发现问题的重要方式。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强调，要监督前移、做实监督、增强实效。通过关口前移勤提醒，在预防先行中“治未病”，这样的监督工作如今渐成常态。如河南省禹州市纪委监委把预警监督作为同级监督的有效方式，不仅对重点工作、重要问题实施全程监督，而且对市委常委会的“三重一大”议题，推动由分管市委常委与议题承办部门开展廉政风险排查评估，做到重要议题研究与廉政风险防控同时进行。在增强监督时效和深入一线检查方面，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普遍增强了“第一时间”和“零距离”意识，通过谈心谈话、调研督导、监督检查，以及列席民主生活会、延伸监督触角等方式，抓实近距离常态化监督，主动走进现场了解活情况，贴近前沿掌握新动态。
“跟得紧”不仅需要在思想认识上保持敏锐性，更需要在落实举措上体现行动力，在及时发现的基础上做到及时处置、推动及时整改，构成“动作快”的完整链条，推动隐患及时排除、问题尽早消弭。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监督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闻令而行、令出行随，而在应对突发舆情事件方面，大多地方也都做到了闻风而动、迅速跟进，通过紧盯舆情热点，尽快摸清问题，及时督促有关部门回应群众关切，引导舆论以正视听。
【实践样本】“J市税务干部魏某春节期间驾驶牌照为黑G0***9的车辆肇事”。2021年2月，黑龙江省税务局监控到这样一条微博消息，并称肇事车辆归原J市地税局稽查分局所有。接到舆情反映后，黑龙江省税务局党委纪检组立即责成J市税务局党委纪检组对问题提级管辖。
通过查询J市税务局人事部门、机关服务中心及肇事车辆原所在的J市税务局稽查局、J市某区税务局数字人事系统、干部人员名册、临聘人员劳务派遣合同及临时人员工作表等方式了解到，肇事车辆驾驶员魏某并不是税务系统干部职工，也从未在税务系统工作过，但肇事车辆行驶证上显示的所有人却是原J市某区地税局的。原来，该车辆因公车改革已于2018年5月进行拍卖，由J市某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竞买成功，但该公司未通过拍卖机构与税务机关联系办理过户手续，随后就将该车辆出售给了魏某。
黑龙江省税务局党委纪检组分析认为，区局相关人员对车辆过户事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三年时间内未及时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是引发此次舆情的重要因素，随即责成J市税务局依规依纪依法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
至此，公车肇事的误会得以澄清，网络舆情隐患也迅速排除，但类似问题是否在别的地方存在？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指导黑龙江省局党委纪检组结合个案推动开展面上检查。省局党委纪检组发出纪律检查建议书，建议针对机构合并以来部分单位存在的公车管理不规范、已拍卖或出售车辆未办理过户手续等问题在全省范围开展专项检查，共发现未按规定办理过户车辆58台，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并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提醒谈话。
随后，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将该案例向总局分管领导及财务管理司进行通报并提出建议，督促启动全国税务系统已处置未过户车辆核实清理工作。截至2021年底，税务系统共摸排统计出19个省124个单位共549辆已处置未过户车辆，目前已全部完成公务用车清理规范工作。（张弘政 ）
发现早：把问题尽快挖出来
“小者大之渐，微者著之萌。”提升发现问题的及时性，从发现的主体——纪检监察机关来说，需要想在先、跟得紧、贴得近，而从发现的客体——问题来说，就是要趁其“早”、趁其“小”就识别出来，不任其坐大成势，也不给其侥幸逃脱、隐藏躲闪的机会，防止“破窗效应”。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发现领导干部有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有关党组织负责人应当及时对其提醒谈话。”基层党组织担负着对党员加强日常教育监督管理的责任，通过从点滴抓起，从具体问题管起，可以及时了解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生活状况。发现苗头性问题，关键是要压实主体责任，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让党组织抓早抓小成为常态。实践中，可以透过党员干部的言行举止来观察端倪，比如看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口碑如何、“八小时外”的生活圈和朋友圈是怎样的、家属子女是否有“搞特权”现象等。需要注意的是，苗头性问题也可以放眼整个干部群体来看，比如立足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结合监督检查、信访举报、案件查办等情况，分析研判一部分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是否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存在。在这方面，浙江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党员干部收送“ 烟票”这一苗头现象，及时果断采取措施，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之时、成风之前，给我们以启发。
如果说苗头性问题往往会露出蛛丝马迹，一些隐藏很深的问题则增大了发现的难度。特别是在高压震慑下，有的作风顽疾改头换面、转入地下，“雅贿”“影子公司”等隐性腐败、新型腐败亦层出不穷。只有挖掘隐蔽性问题，警惕变异性问题，才能压缩“四风”和腐败问题的潜伏期。为此，纪检监察机关不仅要用好查、看、测、听、访等传统手段，也要注重利用大数据分析等信息化手段，提高及时发现新问题新动向的能力，用“火眼金睛”戳破腐败和作风问题的伪装，任其“七十二变”也要揪出来。如江苏省常熟市依托纪检监察监督工作平台，筛选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购买记录，对购买大闸蟹等税务发票涉及的开票金额、连号发票、受票单位进行比对，同时线下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检查，发现个别政府部门收受社会组织所赠“纸螃蟹”等“四风”隐形变异问题。
从近年来查处案件的情况看，由风及腐、由风变腐、风腐一体问题明显，同时一些领域窝案、串案频发，呈现群体性案发趋势。这就要求纪检监察机关顺藤摸瓜，关注连带性问题，“拔出萝卜带出泥”，及时把相关问题一网打尽。如坚持案中挖案、以案带案，既对审查调查对象的问题深挖细查，也注意发现涉及他人的线索；坚持风腐同查，既严肃查处不正之风背后的腐败，也深挖细查腐败案件中的作风问题；坚持“以案看风”，既剜除污染政治生态的“毒瘤”，也肃清流毒影响、推动社会风气向好向善。只有及时斩草除根，才能防止“春风吹又生”。
【实践样本】“老板，这张‘烟票’是在你们店里折现的吧？”2019年的一天，浙江省东阳市纪委监委在开展正风肃纪检查时，恰巧碰到有人拿着一张票据向某卷烟零售户询问折现事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检查组同志试探性地与卷烟零售户攀谈起来。“送香烟太扎眼容易被发现，‘烟票’方便小巧，不仅能领取香烟，还能兑换现金，有些人就拿来送礼啦。”卷烟零售户小声说道。
随后，检查组发现市区其他一些烟草经营店也存在印制、销售“烟票”的行为。“私企老板给党员干部送‘烟票’，很可能是一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检查组立即向东阳市纪委监委负责人进行了专题汇报。在该市纪委监委召开的“烟票”问题专题研判会上，通过巡视巡察、监督检查、审查调查、信访举报等渠道收集到的信息逐渐汇拢过来，更印证了之前的判断——“今年有2名干部主动上交了‘烟票’”“不少违纪违法人员存在现金不能拿、抽几条烟没事的心态，对收送‘烟票’的敏感性不强”“卷烟零售户充当了利益交换的中转站角色”……
无独有偶，义乌市纪委监委在日常监督检查和办理部分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也发现当地存在利用“烟票”进行利益输送的问题。
“‘烟票’问题折射的是作风，隐藏的是腐败。” 为严防“烟票”改头换面、隐形变异，金华市纪委监委在全面总结、统筹东阳、义乌先行试点经验基础上，在全市开展“烟票”背后“四风”问题专项整治，并形成了集动态会商、检查、监管为一体的长效治理机制。
小小“烟票”很快引起省级层面的重视。“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如果任由‘烟票’泛滥，不仅污染社会风气，更侵蚀政治生态。”浙江省纪委监委随即在全省范围内深化专项治理，既查违规收送“烟票”的公职人员，也查违规销售“烟票”的商户，又查烟草系统相关人员靠烟吃烟的行业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截至2020年底，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控源头、堵变现、强监管，共查处违纪违法问题230个，处理301人，党纪政务处分157人，使“烟票”问题在成风之前得到及时纠治。（章郁芳 方裕健）
联动快：找问题得凝心聚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检监察机关要发挥监督专责机关作用，协助党委全面从严治党，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推动党内监督和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只有加强信息沟通、形成监督合力、避免“九龙治水”，才能让问题无所遁形。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四个全覆盖”监督格局已经形成，“四项监督”统筹衔接实践探索不断深化，但实践中一些地方和单位仍存在对监督定位把握不准、监督力量统筹不够、监督工作衔接不畅等问题，制约了监督发现问题的及时性。推动“四项监督”统筹衔接，必须树立系统观念，消除贯通壁垒，实现监督职责的再强化、监督力量的再融合、监督效果的再提升。如上海等地建立监督事项会商研判机制，由纪委监委专责部门牵头，纪委监委相关部门、巡视巡察机构和派驻机构定期会商，统筹研究重点监督事项和人员部署情况。
发现问题不能靠纪检监察机关单打独斗，还要善于借好外力，用专业人员的“眼”和“脑”，弥补纪检监察干部因不熟悉业务看不清腐败套路、拿不准防控措施的短板。实践中，不少地方重视加强与司法、财会、审计、统计等监督的贯通衔接，通过形成常态长效监督合力提高发现问题速度和质效。吉林省纪委监委在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中，以国家下拨的专项资金为抓手，在省委领导下协调省审计厅部署省市县三级审计部门开展专项审计，发现问题线索257个并按程序移交纪检监察机关，省内各市州纪委监委短时间内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案件。
从2022年1月28日至2月11日，云南省纪委监委连续15天，对50起违规使用公务交通工具和党员、公职人员涉嫌酒驾、赌博问题进行了集中通报曝光。而从被查获到被公开通报，间隔时间平均两三天，最短的只有1天。如此高效的背后，既有党内监督与司法监督的贯通融合，也离不开纪检监察机关内设部门与派驻机构、省州（市）两级纪委监委互联互动、力量统筹、上下协同。和云南一样，近年来不少地方通过上下一体统筹、贯通各类监督等，实现了在较短时间内发现问题、回应群众诉求。整合优势，既增进纪检监察系统上下级之间的工作交流，又促进纪检监察与其他监督左右之间的协作配合，极大压缩了违纪违法行为从发生到被查处之间的“时间差”，有力提升了监督效率。
【实践样本】“公司接待数量过多频次过高、接待事项不清、多项数字存在明显异常……”今年春节前夕，四川省纪委监委第3督查组第4督查小组在深入某省属企业分公司开展正风肃纪督查时，通过对财务数据进行分析比对发现，该公司近4年来平均每月接待108次、每天近4次，平均每月花费16万余元，接待费用高达700余万元，与其公司员工13人的规模明显不符。
问题能如此快速浮出水面，得益于监督力量的整合。该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鲜统介绍，“此次督查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统筹了省市党委办公厅、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等方面专业人员力量，邀请数名来自新闻媒体、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特约监察员参与，以省市联动、以上带下的方式进行，这就把省级层面的权威性、指导性，与市级层面熟悉情况、贴近基层的优势结合起来，有效提升及时发现问题的能力。”
结合监督检查、巡视巡察、信访举报等发现的问题线索，督查组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分头出击、联动督查，通过明察暗访、查阅资料、个别访谈等，深入了解基层作风建设实情，问题发现数量较以往督查平均多37%，一批苗头性、倾向性、隐蔽性问题相继被揪出。省纪委监委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综合研判、分类处置，对一般性问题，由督查组书面反馈给被督查地区和单位，要求限期整改到位；对涉嫌违纪的问题，以“督查发现问题线索”的形式，按程序移交有关纪检监察机构处理，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和相关纪检监察室跟踪督办、指导查处，坚决防止旧弊未除、新弊又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培养精准思维，精准开展工作。纪检监察工作是个细活，不能搞大而化之，不能搞概略瞄准，不能大概如此差不多，必须把精准思维贯穿监督全过程。如何在监督中找准靶心、提升发现问题的“精度”和“准度”？我们约请来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和地方纪委监委的4位同志进行交流。
嘉宾：
马成芳 青海省海北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
张博 驻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副局级纪检监察员兼纪检监察三室主任
崔建辉 驻国家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
韩建明 辽宁省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把握“精准”内涵，增强“靶向治疗”意识
精准发现问题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有力举措。发现问题的精准性决定解决问题的有效性，问题发现得越精准，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作用发挥就越有力
张 博：精准发现问题是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能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有力举措。只有清醒分析当前形势，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阶段性特征，精准发现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才能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时有针对性地督促问题整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对纪检监察干部来说，精准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及时给出纠偏措施和解决方案，是职责所系，也是必然要求。现实中，有的不能准确从业务入手发现政治问题，政治监督越到基层越抽象，抓手不多、方式单一；有的不善于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对一些日趋隐蔽、复杂的违纪违法行为没能做到及时精准发现。对此，必须培养见微知著的政治洞察力，厚植知识储备，炼就精准、敏锐抓住问题的“火眼金睛”。
马成芳：问题发现得越精准，整改措施就能越务实，问题解决就会越有效，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作用发挥就越有力。如果无法找准“病灶”，解决问题就打不到“痛点”，监督就会成为“吹面不寒”的“杨柳风”。随着发现问题精准度的不断提高，监督对象对监督工作的信服度逐步加深，接受监督的主动性不断增强，监督执纪执法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也会明显提升。当前，有的纪检监察机关没有因时因地因势细化调整监督的具体方向和重点，关键节点、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加力不够。对此，要根据不同地区、部门、领域的特点，把握共性、突出个性，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强化“靶向治疗”思维，把准关节点、要害处，做到精准发现、精准施策、精准解决。
崔建辉：监督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发现问题，发现问题的精准性决定了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精准发现问题、开展精准监督是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各种已知和未知、浅层与深层、共性及个性问题混杂交织。问题有真假之分，有表面和本质之别，问题找不准，工作可能就会发生偏差。全面提升精准发现问题能力，做到于纷繁复杂中直奔主题，于千头万绪中切中要害，是纪检监察机关必须解决的紧迫任务。当前，有的纪检监察机构对政策把握不准，“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的“三转”不到位，工作发散不聚焦；有的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粗暴，搞“一刀切”，导致问责泛化。凡此种种，都是缺乏精准思维的表现。转变思维、培育精细化工作方式，及时找准靶心问题，是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
坚持有的放矢，提高发现问题的“准度”
聚焦才能精准，精准才更有力。要以政治监督为统领，善于从政治上查找问题，瞄准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注重从群众急难愁盼中发现问题，提升监督“成色”
马成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从政治上分析问题才能看清本质，只有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才能抓住根本。”坚持以政治监督为统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问题首先从政治上找、治理首先从政治上抓、效果首先从政治上检视”的工作理念，把对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情况作为第一监督事项，精准发力、直击问题。在祁连山南麓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护航监督中，我们对照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科学分析研判我州生态环境整治工作的重点、难点，聚焦目标任务、节点安排和责任分工，紧盯贯彻落实走形式、整改打折扣搞变通等问题，梳理制定25项问题清单和13项重点监督任务清单，集中精力先后开展6轮次专项监督，指出并督促整改问题500余条，以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如针对祁连县虚报、瞒报整治进展问题，指出个别部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强的问题，督促县委县政府全面整改，使祁连县从生态环境整治后进县一跃成为全省整治成绩突出县。
张 博：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精准发现问题就要抓住这个“关键少数”，锁定问题的责任主体，督促其正确规范履责用权。我们探索开展了领导干部“画像”工作，组织二级单位纪委书记对本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有关情况逐一“画像”、查找偏差，从中了解到公司党组管理干部在履行职权、作风建设等方面的一些情况反映，结合日常工作中掌握的信息，对个别人员开展了约谈，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了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在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经商办企业专项治理中，福建公司纪委结合单位实际情况，进一步对领导干部违规持有小水电企业股权开展了清退整治工作，督促78名干部员工按要求清退对小水电企业的投资，对8名违规持有小水电企业股权的干部员工进行立案审查，从源头阻断关联交易、利益输送渠道。
崔建辉：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否妥善及时解决，直接关系监督工作“成色”。驻委纪检监察组监督的行业均涉及民生，群众关注度高，精准发现问题就要注重从群众急难愁盼中找不足。今年春节前，针对舆情反映强烈的一些地方返乡政策层层加码、部分群众返乡受阻等问题，我们系统梳理具体情形，向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设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多项工作意见，包括督促各地严格落实“不得随意禁止外地群众返乡过年”等“五个不得”；回应群众反映问题，防止负面舆情发酵；用好惩戒手段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件件有回应，及时采取将畅通群众反映返乡受阻问题渠道作为全国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商首要议题、印发《关于加强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重点防控工作和科学指导群众返乡的通知》、在官网开设“春节返乡路”留言板等措施，妥善解决群众诉求。回访中，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反映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顺利返乡与家人共度春节”。
韩建明：辽宁省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负责联系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和33家省管高校的监督工作。在开展高校监督工作时，我们注重紧盯高校“关键少数”，加强对省管高校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巡视整改情况的日常监督，压实党委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和其他领导人员“一岗双责”。通过调研走访、定期约谈等方式，从党性修养、精神状态、工作能力、性格作风、兴趣爱好、群众口碑等方面精准把脉，准确“画像”，动态掌握“关键少数”的“廉情”变化。
丰富手段方法，提升发现问题的“精度”
用对方法是精准发现问题的关键。要坚持沉到基层、深入群众察实情，用好“四不两直”监督检查、专项监督、信息化监督、“清单式”监督等方式，辨别“伪问题”，定位“真问题”
崔建辉：精准发现问题是认识更是实践，是标准更是能力，需要在监督一线不断学习总结、磨砺提升，不断探索创新精准发现问题的方式方法。近年来，驻委纪检监察组总结出“组组联动”、谈心谈话、“四不两直”监督检查、紧盯来电来访、回应网络舆情、蹲点调研等6种方式，不断提升发现问题的“精度”和“准度”。如今年4月下旬以来，北京持续发生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本级和在京直属医院也面临较大疫情防控压力。驻委纪检监察组主要负责同志带队，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定时间、不定路线方式，直插医疗机构疫情防控一线，现场查看患者进院通道、核酸检测点、封控区患者就医区域、门诊大厅，现场反馈问题，持续传导压力，压实责任，筑牢“国家队”疫情防控防线。在疫情防控日常监督工作中，我们坚持每日参加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和视频会商会议，以“第一视角”了解各地疫情动态和综合监督单位工作作风、精神面貌和工作落实情况，第一时间发现问题、推动整改问题。
张 博：专项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做实做细监督首责的重要抓手，也是精准发现问题的有力武器。我们以“一主题一方案一监督”为原则，每年结合形势任务组织开展不同领域的专项监督工作，着力构建“点题、破题、解题”监督模式。比如，针对“低职实权”人员存在的廉洁风险，国网辽宁电力纪委开展乡镇供电所“小微权力”专项治理。通过梳理报装接电、运维管理、工程管理等关键岗位职责，相关专业管理制度规定和典型案例违纪行为表现，推动制定了相关从业人员权力、责任和负面“三张清单”，以“四不两直”突击检查、“纪检+专业”联合检查等方式，对各所属单位辖内的31个供电所、30个营业厅和46家集体企业开展监督检查，发现并严肃查处一批违规搭车收费、违约用电查处不规范、在管理服务单位长期签单消费等问题。专项治理开展以来，全省客户投诉量显著下降。
马成芳：我们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监督工作精准性。海晏县运用“河清海晏”手机监督APP平台，对52项惠民资金发放进行监督和公示，发现问题及时督促纠治；刚察县通过“智慧监督”大数据平台督促整改6类650余条惠民资金问题。州纪委监委正在开发建设“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监管平台”，旨在通过数据分析预警、手机终端查询、公示和受理问题反映，精准发现问题。同时，借鉴巡察工作有效做法，探索试行小巡察式“一对一”循环监督，集中时间、人力、精力开展“嵌入式”驻点监督，在全面掌握驻在单位职能职责基础上，紧盯领导班子成员，聚焦政治站位、管党治党、权力运行和干部作风，围绕履职各环节，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和问题反映，通过“学、看、谈、察、研、督”，深入发现问题、督促整改。
韩建明：“清单式”监督是精准发现问题、靶向施治的有效手段。针对省管高校党的政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省纪委监委联系纪检监察室系统梳理省管高校信访举报情况、问题线索及案件查处情况、高校舆情综合情况等，列出问题清单及责任清单，并通过约谈、定期例会等方式，把握高校党建的最新动向，精准确定监督内容。同时，坚持沉到基层接地气、深入群众察实情，多和最了解情况的人沟通交流，掌握一手材料，参照问题和责任清单，比对实际情况，辨别“伪问题”，定位“真问题”。
透过业务看政治，挖掘深层次问题
坚持从政治上观察形势、把握大局，通过一个个业务工作，看清背后的政治考量，强化对被监督单位政治生态的研判
张 博：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是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特大型国有骨干企业。驻国家电网纪检监察组坚持从政治上看，聚焦党中央赋予公司的职责使命、主责主业，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能源电力行业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十四五”规划实施、服务区域协调发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一带一路”建设等决策部署，结合公司实际加强政治监督，有力有序推进各方面工作，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具体说来，通过做实日常监督，把政治监督内容落实到具体业务工作中，及时发现业务问题背后的政治风险、隐患；通过协助开展巡视巡察，深度扫描各单位政治生态，及时发现、报告和推动解决问题；通过强化审查调查，优先从政治角度审视问题，将政治监督贯穿监督执纪执法全过程。
崔建辉：精准发现问题，除了必须熟练掌握党章党纪党规及各项法律法规外，还要强化对驻在单位业务工作的学习，了解不同行业领域的规律和特点，做到心中有数、手里有招，通过具体业务工作，看清背后的政治考量。在疫情防控监督工作中，我们全面梳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学细悟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背景和战略考量，再对照整改落实台账实施监督，努力做到直指问题、事半功倍。去年10月，驻国家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抽调精干力量对冬奥会延庆赛区医疗卫生保障和疫情防控工作开展调研检查，汇总梳理各级、各部门在业务工作中的4方面16项问题，同时透过业务指出其在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比如，综合监督单位党组和有关地方党委、政府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一定差距，个别地方负责同志对其中蕴涵的政治立场和战略考量认识理解不够，地方有关部门整体思维、底线思维、系统思维树得还不够牢等，并提出多项整改意见。
韩建明：透过业务看政治，要强化对被监督单位政治生态的研判。在开展监督过程中，我们注重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情况、政治文化、“一把手”的政治修为、教育事业发展、学校风气、选人用人情况、查办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违纪违法案件等七个方面分析研判学校政治生态。通过经常性、不定期查阅常规工作资料、列席民主生活会等方式，结合政治巡视、专项督查、制度检查、审查调查等工作，及时了解掌握高校全面从严治党实际情况，精准发现、深刻剖析存在问题。
实践样本
“清单式”监督让问题一目了然
“这个电话我打了13次，2次占线，11次没人接。”“我的公司和员工有些纠纷，可这个公开电话怎么也打不通，现在我该怎么办？”在开展“窗口腐败”问题专项整治中，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对照监督事项清单排查工作作风问题时发现，短短一个月内，有多名群众向政务服务热线反映，其在工作时间多次拨打区劳动仲裁公开咨询电话，却始终无法拨通。
群众的反映引起了该区纪委监委的注意，相关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区劳动仲裁院，核实电话号码。“电话号码没错，为什么这么多群众反映打不通呢？”调查组人员意识到可能存在作风问题，决定前往现场深入了解情况。来到咨询处门口，工作人员用手机拨打热线电话，只听电话铃声响起，在旁的工作人员却无动于衷，再次拨打，仍然不予接听。“这是典型的违反工作纪律、漠视群众诉求问题，必须严肃处理。”经严格依规依纪依法组织核查，最终2名相关人员受到政务处分，并在全区予以通报。
为提高监督精准性，该区纪委监委对政务服务热线、网络舆情、信访举报、审查调查和以往巡察中反映、发现的服务窗口领域有关问题进行梳理，按照工作纪律、业务廉政风险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监督事项，分领域分行业建立检查问题清单，监督执纪人员采取“暗访看、座谈听、档案查”等多种方式照单监督，确保监督质效。
“我们以‘清单式’监督为抓手，采取监督事项清单、检查问题清单、整改落实清单‘三单联动’方式，对全区49个窗口服务单位、22个街道便民服务大厅186个服务窗口开展全覆盖式监督。”市北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整治开展以来，该区纪委监委通过照单监督，先后发现惠企政策落实不到位、一次办好告知不规范等反映基层窗口服务的有关问题24个，针对发现的问题，逐一建立整改落实清单，实行销号管理，对存在责任纪律作风问题的，严肃执纪问责，形成“建立清单、强化检查、现场反馈、督促落实、从严销号、持续问效”六步监督整改闭环。（刘弋畅）
“大数据”精准揪出违规领补“蛀虫”
“清河街道朱某从事城管工作，每月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655元。”2022年3月，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检查残疾人补贴发放情况时，通过大数据监督模型发现一条异常信息。
“马上进行数据对比，梳理朱某领取补贴的时间、金额，同时追踪查看资金走向和审批程序，查找有无优亲厚友、侵占冒领和失职失责等方面的问题。”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说道。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出朱某的工资收入情况、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相关情况，证实朱某作为公职人员有固定收入却违规领取补贴的事实。
这到底是工作失误，还是有人刻意“揩油”？该区纪委监委立即成立调查组核查，一路对相关责任人谈话深挖，一路对申报、上报、审批材料进行“大起底”，很快便发现，给朱某办理申报材料的竟然是他的亲哥哥——清河街道老坝社区残补负责人朱某厂。经查，自2010年开始，朱某通过其哥哥关照，在相关职能部门把关不严情况下，连续10年违规领补5万余元。目前，该案已有3名公职人员被立案调查，相关违纪违法所得正在追缴。
残疾人补贴发放工作关乎民生底线，涉及对象数量大、部门多，动态变化快，怎样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发现蛛丝马迹、高效精准揪出问题线索，对纪检监察机关是一个考验。今年以来，按照淮安市纪委监委在全市开展落实残疾人政策专项监督的工作部署，清江浦区纪委监委严格遵守相关数据保密要求，建立未及时调整补贴、公职人员违规领补、不符合资格领补等监督模型，从海量数据中快速发现异常问题。专项监督开展以来，已立案处理36人，问责12人。“大数据让监督方式由‘瞪大眼睛看’向‘数据碰撞算’转变，极大提升了监督质效，为实现政策初衷、体现惠民诚意持续助力。”该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说道。